说印尼

最后的书局|印尼当代杰出华文斗士杨兆骥凋谢

丁见

昨晚(5月21日)子夜,笔者的印尼归侨朋友——谢美莲阿姨突然从厦门打电话给我,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雅加达华中老学长杨兆骥先生去世了!

杨老是当天下午一点去世的。他的死,再次震动了印尼华社。

因为我是杨兆骥先生传记的作者,也在发表过多篇记述杨老生平故事的公号文章,所以从今早到中午,先后有十多位华人朋友发微信或打电话报告此事。

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董事长陈惠珍女士告诉我:2016年,杨先生听说我们要建中文大学,即刻慷慨解囊,赞助3亿印尼盾(当时相当于15万人民币,以一个教室命名),是雅加达华社贤达中最为热心华教的前辈之一。

陈美致老师问我:丁老师:杨兆骥老先生明天出殡还山。今晚有个告别礼,你有来参加吗?

我回答说:我昨晚知道这个消息,很难过,已经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因为我还中国没回到印尼,只能遥寄哀思,愿杨先生安息!

今天上午,我先发一封慰问信给杨老的儿子杨震南兄:

震南兄见字如面:

惊悉杨老不幸逝世,倍感哀痛!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可能是杨老有所感应,自觉来日无多,所以去年突然迫切要求我为他写一本传记。写作期间我大约与杨老见面三十多次,他很喜欢和我聊天。不料传记印刷出版半年之后,杨老就荣归天国了!好在杨老生前总算看到他的传记《薪火传无尽》出版发行,了却老人家一桩心愿

今年我回国之前,杨老和太太隔不了几天就打电话找我,要求见面,陪他们吃饭,并很喜欢去我住处作客,我也尽量满足老人家的要求,现在想想也算功德圆满,没有留下遗憾。

我今上午已经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因为我在中国还没回到印尼,只能以心香一束,遥寄哀思,祈祷杨先生安息。并向震南兄表示安慰,也请代我问候令慈老母亲,望节哀顺变。

笔者撰写的杨兆骥先生的传记图书,已于2020年12月在雅加达出版

随后,我又写了一篇述评杨老生平的新闻,发给印尼中文报纸,文字如下:

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

印尼华社著名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儒商杨兆骥逝世

1933年出生于印尼的杨兆骥,在他88岁的米寿之年,于2021年5月21日下午一时溘然长逝。

他是寒门出身的第二代华裔,在偏远海岛松巴哇长大。少年时代,由于日军南侵,兵荒马乱,他13岁才上小学,既不会讲中国话,也不会讲印尼语,只会说松巴哇当地的土话。但不到30岁,便成为一位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不仅精通中文、印尼文,还通晓英语和日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编纂出版了《印度尼西亚语外来语辞典》和《印尼语词意辨析》专著,成为印尼华侨当年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杨兆骥早年当过华校教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他与印华文化斗士陈燕生、胡克智等人创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并共同主编过风靡侨界的综合性月刊《印度尼西语学习》。

在华文惨遭禁锢的时代,他投身商界,开印刷馆谋生创业,也做国际贸易,均获成功;印尼民主改革之后,又开办书局,耗费无数心血钱财,组织编纂出版中文教材,影响深远。

他集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编辑和商人于一身,走过峥嵘岁月,属于经历过大时代的那一辈华人。他是文坛俊杰,商海弄潮,跌宕起伏,未忘慈悲为怀;也能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曾将多位失业的华校同事安置在他的公司。

2013 年 7 月,杨兆骥荣获中国政府“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图为颁奖仪式 前,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女士的亲切会见杨兆骥先生。

作为日本阪田油墨在印尼东部的总代理,杨兆骥长期从事的这个生意,虽然赚钱却鲜为人知。而作为“全印尼唯一专售中文图书”的联通书局老板,他苦心经营的这个行当,却因多年亏本而在所不惜,令其声名远播。直至80岁时,荣获“第七届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

说起联通书局,虽然只有两间店面,但在当代印尼华社乃至海外可谓大名鼎鼎。雅加达六七十岁年纪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皆因印尼往昔排华岁月,直接导致两代华人的文化断层,从而变成了中文沙漠,联通书局就在开禁之后,成为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之上的一朵雪莲。

联通书局一路走来,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年老读者逐渐凋谢,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利润远不能支付成本。为长期坚持下去,杨兆骥不得不关闭了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了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这一间。即便如此,也仍入不敷出,每月的店租和人工费需要补贴一千五百万印尼盾,大约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多年来,他只好一直通过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来弥补书店的亏损。杨兆骥说,他热爱印尼这片土地,但也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有必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友族,让他们了解中国,学习中国;也把印尼文介绍到中国。通过书籍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2013年8月27日,时年80岁的杨兆骥迎来了他毕生难忘的光辉日子。由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代表中国政府,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授予他,同时也授予另外五位外国学者。

2017年5月,乘着改革开放,华文教育事业一片繁荣景象的契机,杨兆骥以联通书局之名,组织一批优秀的骨干老师,编写出一套反映印尼国情,符合印尼学生需要的小学华文教材。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套印尼小学华文本土教材,这也是杨兆骥先生毕生所凝聚的结晶,是他对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大贡献!

杨兆骥先生乃是印尼当代华人文化精英中的杰出代表。像杨老这样有学问,有财力,又有如此干劲的华社人物,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属于凤毛麟角。在这个国家长期缺乏人文训练的华商族群里显得异常难能可贵。

杨兆骥先生一生的作为,足以大慰平生,在印尼华人文化史上留下值得敬重的一页。

这篇简短新闻,大致概述了杨兆骥的一生,但笔者写罢,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便决定将杨老传记的最后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在公众号,以此向他老人家做最后的致敬!

最后的书局

一部荣获国际奖项的微电影

2019年7月的一天,两个怀揣艺术梦想的中国大学生,分别从南京和北京来到雅加达,打算摄制一部反映印尼华人生活片段的“微电影”纪录片。

这两位年轻人,一个叫徐硕,1998年出生,系南京艺术学院2017级本科生,担任本片的导演兼摄影师;另一位参与编导的零零后女孩席若辰,则是北京师范大学“对电影非常热爱”的哲学系学生。

徐硕和席若辰在班芝兰唐人街采访逗留,很快把目光锁定了位于詹德拉商场三楼的“联通书局”。他俩花了半个月时间,跟踪拍摄了书店的日常经营,店员和老顾客的往事叙述,以及联通书局创始人杨兆骥和孙子杨学聪的交谈互动等大量素材。

回国后,徐硕又邀请了一位本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同学陈昊加入主创团队,负责剪辑和后期制作。

接着,他又独自一人前往台北国立师范大学,拍摄了杨老的孙子杨学聪的读书生活。

之后,他们一共用了六个月,完成了全部摄制工作。

2020年7月,三位学子主创的这部取名为《最后的书局》微纪录片,参赛加拿大第八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荣获“红枫叶奖”(最佳纪录片剪辑)。

在此之前,该片还收获了2019中广联中国短视频大会“年度优秀作品”等一系列荣誉,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进行了展播。

徐硕在一篇导演专访文章里,详细写下了拍摄本片的心路历程。

创作初衷

最开始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自己对海外的华裔群体有一些关注和聚焦。我们班本身会有一些华裔同学在中国读书,跟他们交往比较多。在拍片之前的寒假也特地去了一趟马来西亚,跟当地的华裔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了一些交流。这应该是我最初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和关注。

印尼的华裔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华裔来说,他们近几十年的生活和发展应该是更曲折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去中国化”。他们的文化目前存在一个代际脱节的现象。正是这段历史引起了我去关注他们,最终在唐人街选择了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家华人书局进行拍摄。

关于摄制过程

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样的一个书局是很没落、入不敷出之类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预设去走近这个群体的。但其实在摄制的过程中,我真正看到的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虽然书店一直在亏本,但是创始人和他的家族一直在努力地留住这个书店。

其实除了老一辈华裔读者光临之外,还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企业员工或者HSK汉语考试考试的学生等等,也会去光临这个书店。包括片中谈到的创始人的孙子也在退学重考华语教学,从这些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书店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片子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衰败。我觉得一味地唱衰特别像在无病呻吟,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个片子看出一点点希望。

导演徐硕(左二)及联通书局两位店员与杨兆骥老人和长孙杨学聪的合影。

这个片子应该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拍摄的最有收获、制作过程最快乐的一个片子。

在采录的过程中,当地的同胞真的是非常和气,有些老读者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中国,他们会对我们特别好奇、友善,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获得很大的认同感。

另一个方面,我们获得拍摄许可的过程非常顺利。我们在表示了我们的拍摄意图之后,书局的负责人,以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反感我们,甚至非常欢迎,他们甚至不需要所谓的盖着大红章的拍摄许可,也不需要了解我们有没有拍摄功底,“只要你愿意关注我们,我们就非常欢迎”。这样的过程是从来没有过的。

关于“文化”与“国家”

我的同学也把身边的华裔同学默认为是外国人。其实我们常常会被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将国家割裂开,其实文化的传播和包容性会更加有活力。所以文化的概念应该远远超过国家的概念。真正的中国文化应该是,大家会写汉字、说中文、吃火锅,这无关于你离开了在中国这片土地多长时间,也无关于你拿了什么颜色的护照,而是你对血脉中的一些生活、饮食习惯以及相处方式的认同。这其实就是文化的认同。

杂谈

我一直觉得这部片子展映的意义往往大于获奖的意义,因为展映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也可以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与批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在与当地同胞的交往过程当中,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认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在我一生当中都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自己仅仅在雅加达呆了两三个星期,但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书局的一份子。我觉得这是最微妙、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当这部片子制作完成的时候,你自己已经是这部片子当中的主人公了。

对于雅加达华裔,包括华裔这几十年来的曲折发展,很多人觉得更应该做一个历史题材的片子,其实我个人不大喜欢这样端着讨论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把片子做成这样的状态。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并不能通过一己之力去改变,目前的现状也并不是一两个人造成的,这是时代的烙印。我希望可以留住这群老同胞们对文化的念想,以及一些小人物、一些个体对我们的文化的肯定。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

2019年杨兆骥夫妇接受徐硕、席若辰这两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大学生导演采访时合影。

这部影片没有旁白解说,没有配乐渲染,只靠片中人物对话和一个个真实的镜头,客观反映联通书局于长期困境中共同坚守的微电影纪录片,以其冷静的叙述,感动了许多观众。

该片在网上播出后,导演徐硕与笔者加了微信。他告诉我,当初选择联通书局作为拍摄主题,也是之前看了我在“丁见印尼纪事”公众号发表了杨老的文章,才做出的决定。

那篇文章能吸引这些国内的年轻人,并使他们产生共鸣,再度创作拍摄了电影,而且在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也使身为作者的我倍感欣慰。

晚年的回归与坚守

在中国以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工商界,以儒家思想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而“儒商”作为一个充满荣誉感的称号,历来被视为工商人士的最高境界。

所谓儒商,便是“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以上述标准衡量,杨兆骥先生当然够得上儒商这个称谓。

在世人眼里,他是以开印刷厂和从事油墨代理生意,跻身于老板行列的成功人士。一个书生出身的文化人,有此事业成就,足以笑傲江湖,并行于世。

在我看来,真正让他在印尼华人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篇章的,仍然是其年轻时代参与创办的翡翠文化基金会,以及他晚年回归文化阵地,坚持经营印尼唯一中文书店联通书局,并呕心沥血组织编纂出版中文教材的顽强之举。

从翡翠基金会到联通书局,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坚守,也是杨兆骥由文化战士成为儒商的根基所在。

有关杨老与联通书局的故事及评述,我已在本号前面文章充分表述,此处不再重复。2005年,杨兆骥曾经应雅加达华中校友会之约,在该团体出版的特刊上撰文叙述了他开办联通书局的初衷,以及经营过程中甘苦自知种种感受。

作为本书主人公亲笔写下的珍贵史料,现全文抄录在此,以铭记于后世。


《我的联通书局》

——为印尼营造中华文化气息而设
杨兆骥(五七届)

华文在苏哈托统治印尼时期历经苦难,为了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抹不去的情结,我在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华文在当时的印尼寸草不生,32年的蒙难,32年的被欺压、被侮辱和被禁锢,那是令人触目惊心、赶尽杀绝的32年。对于在印尼读书的华人小学生、中学生以及大学生,华文已经是荡然无存,他们全都变成了华文的文盲——不会说听华语,不会读写汉字。劫后余生的“遗老”们,那些谙华语华文的一群,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之前的华校产物,都是老头子。

1998年5月,苏哈托总统下台,大地开始回春。从那时起,华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从雅加达到泗水,从万隆到井里汶,从棉兰到先达,到处可以听到华人儿童背诵华文的读书声,这是印尼华人劫难后对于苦难所具有的特殊魅力的注解,是强烈的激情支配着他们。他们渴望学会华语、华文,通过华语、华文去认识和去追寻他们祖的文化——那五年历史的中华文化。

他们学华文的魅力打动了我,诱惑了我,恍然悟出了道理,那打动我、诱惑我、感召我的魅力,就是那些被欺压、被侮辱、被禁锢,但从不投降,不窒息的人们释放出来的。那种对古老的中华文化的执着和追求,令我不能不为之感动,强烈的激情,在支配着我,创作的冲动激发着我。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这个60年代曾当过华人文化小兵——跟着著名华人印尼语文学家陈燕生先生合作创办经营《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和翡翠文化基金会,如今能在文化领域能为华人做些什么?

2000年1月的某一天,中国大使馆的孙建华文化参赞经温新发校友介绍认识了我。孙参赞知道我曾经从事多年的图书出版工作,他告诉我,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经印尼教育部批准,将于2000年4月中旬在格拉瓦济(Karawac)广场举办32年来首次的中国大陆中文图书展,希望我能协助办好这次书展。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我吃惊,然而我必须相信孙参赞的话,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协助书展的工作。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的代表团在2000年4月书展期间跟我洽谈,要我成为他们在印尼的总代理。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却又担忧自己搞不好,最令我担忧的是选购图书的工作。图书的类别那么多,如历史、地理、食谱、医疗保健、音乐、旅游、励志、武侠、太极、哲学、宗教、电脑、经济、财政、儿童书籍、汉语学习、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等,文学又分为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图书种类繁多,但每种书的定量却仅仅三四册。

综合性的书店,要求主管要有一定的华文文化水平,对中国国学也要有一定的底子,还要有管理书店的知识和经验,并能使用电脑和中文打字,这些人哪里去找?即使可以找到,付给他们的薪酬,必然不会少,小书店哪里付得起!

上面所说的选书工作之难,难在所选购的图书必须包含各种类别,使我的书店具有综合性特点。此外,这些书必须适合印尼老一辈华人的需求(胃口),我找不到这样的人才,所以只好由自己去硬拼,于是日夜在电脑屏幕前拼搏,从几页甚至甚至几十页的图书目录中,筛选出自己认为合销的书——那是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也是吃苦不讨好的工作。说吃苦不讨好,我费尽脑筋选取的书,未必合读者的胃口,未必合销。在华文文化沙漠的印尼,开办综合性的华文书店,肯定要亏钱。

一间综合性书店,书架上起码要备有2万多种的图书,更重要的是,要不断的引进新书。由于无法知道将来的实际销售情况如何,因此根本就无法知道究竟要投入多少的资金。

2001年2月,印尼禁锢华文的条例未被解禁,我们的联通书局即以无限的勇气,首先在泗水开业。

同年4月,第二间书店在雅加达西区开业,同时在椰风新村的崇光百货公司设立销售点。接着又于2002年4月进军棉兰。

联通书局在华文被解禁前一马当先,开了多家华文书店,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注意,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北京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的读卖新闻,以及印尼文报刊都作了报道。

我为什么要开办华文书店?为的是想在印尼华人社会重建丢失了30多年的中华文化气息。我要在印尼这个中华文化沙漠,做一名孜孜不倦的传人,我为这几家书店投下了不少的资金,已故赖仕鉴(印尼华人作家)和李亨德泉(诗人)两位校友曾经提醒我说,在华文教育断层32年的印尼投下这么大的资金,去搞几间综合性的书店是一定要亏钱的!我接受了两位校友劝告,但激情和冲动却让我蛮干下去,非把联通书局开成不可。

我们进口的书,是向大陆的图书进出口公司买断的,卖不完不能退货。按印尼图书进口公司协会的规定,印尼的书店向国外买断的图书,必须按2.7倍的价格销售。不少读者抱怨书价太贵!的确,书价是贵的,原因是我们每次进口的图书种类有1000多种,而每一种书的册数只有三四册。

每当新书到来,有些书不几天就卖完了,但要卖完其中的35%,则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其余的65%就要变成慢销书了,再卖一年也只能多卖15%-20%,剩下的50%或45%,便要成为积压书了。其实新加坡的华文书价也一样贵,新加坡所有华文书店,按原价2.2倍的价钱出售中国大陆的图书,而我们联通书局目前的书价,除了新到的书按原价的2.5倍以外,其余的较早到的书都按1.8倍的价格出售。新加坡进口的图书不必向海关缴纳无名的费用,而在印尼的我们则要缴纳相当大的杂费。

印尼的华文教育断层32年,若从小学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要花12年时间,那么印尼就有三代的华人不谙中文,所以来书店买书的人都是60岁以上的人,50岁至59岁的人大概只占20%。

在国外,一般书店主要靠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师、教授、知识分子、作家、企业家来买书。但是在印尼,绝大部分的华人读的是印尼文,60岁以上的老人一般都已退休,经济能力有限,所以开设有一定规模性的综合性书店,必然要面临存货积压的问题,积压的存货,即使打六折或五折卖也卖不了多少。

此外,我们最出租店屋来开书店,但书店买书的人太少,只好搬到广场或商场,但商场租金贵,一旦买书的人少了,就无法应付那高昂的租金。雅加达卡查马达商场的联通书局,自2003年9月起,生意一落千丈,所得收入不足以支付高昂的租金和员工工资。因此,不得不搬到班芝兰隔壁的店屋继续营业,班芝兰书店的营业情况也并不好,但租金减少了40%,减轻了开支,有利于打持久战。

四年来的实践,我们总结了经验,印尼的华文读者太少了,一个稍具规模的综合性书店,若没有一定的市场,它是无法生存的。联通书局惨淡经营了四年,由于买书的人太少,加上老的去世,年轻的接不上,今后可能要面临关门的厄运。

2001 年,杨兆骥在印尼开办了中文解冻之后的第一家专售中文书籍的联通书局。图为该书局位于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的店面。

我们的书店是在华文寸草不生蒙难了32年,知难而进的情况下创办的。这种因为环境造成的挫折,我们无怨无悔,本着热爱中华文化的初衷,本着在这个缺乏中华文化气息的印尼传播中华文化的初愿,属于综合性书店的联通书局,一定要设法生存下去。


如今,又是15年过去。

2019年,87岁的杨兆骥夫妇与长子杨震南、儿媳黄丽珠、孙子样杨学聪、孙女杨学红的合影。这是杨老夫妇与儿子一家最后的合影。

88岁的杨老早已引退在家,颐享天年。但是联通书局在其长子杨震南的手上,仍在开门营业,苦苦坚守。它像黎明时一面孤独飘扬的旗帜,等待印尼华人社会实现中文复兴,旭日东升的到来!

我又想起杨震南的儿子,也是杨老的长孙——目前正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杨学聪,在微电影纪录片《最后的书局》里说过的一段话:

如果问我的理想,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话吧: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教育人要如何做人。而赚钱则是为了做比赚钱更大事情。我想在我的祖国,就是印尼的华语文教学界做出贡献。联通书局的经营方法已经老旧了,我回去之后会改善它,我要把书局永远经营下去。

“桐花万里山丹路,雏凤清于老凤”。

最后,让我们引用英国诗人雪莱的一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就算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2008年75岁时的杨兆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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