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书局|印尼当代杰出华文斗士杨兆骥凋谢
丁见 昨晚(5月21日)子夜,笔者的印尼归侨朋友——谢美莲阿姨突然从厦门打电话给我,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雅加达华中老学长杨兆骥先生去世了! 杨老是当天下午一点去世的。他的死,再次震动了印尼华社。 因为我是杨兆骥先生传记的作者,也在发表过多篇记述杨老生平故事的公号文章,所以从今早到中午,先后有十多位华人朋友发微信或打电话报告此事。 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董事长陈惠珍女士告诉我:2016年,杨先生听说我们要建中文大学,即刻慷慨解囊,赞助3亿印尼盾(当时相当于15万人民币,以一个教室命名),是雅加达华社贤达中最为热心华教的前辈之一。 陈美致老师问我:丁老师:杨兆骥老先生明天出殡还山。今晚有个告别礼,你有来参加吗? 我回答说:我昨晚知道这个消息,很难过,已经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因为我还中国没回到印尼,只能遥寄哀思,愿杨先生安息! 今天上午,我先发一封慰问信给杨老的儿子杨震南兄: 震南兄见字如面: 惊悉杨老不幸逝世,倍感哀痛!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可能是杨老有所感应,自觉来日无多,所以去年突然迫切要求我为他写一本传记。写作期间我大约与杨老见面三十多次,他很喜欢和我聊天。不料传记印刷出版半年之后,杨老就荣归天国了!好在杨老生前总算看到他的传记《薪火传无尽》出版发行,了却老人家一桩心愿 今年我回国之前,杨老和太太隔不了几天就打电话找我,要求见面,陪他们吃饭,并很喜欢去我住处作客,我也尽量满足老人家的要求,现在想想也算功德圆满,没有留下遗憾。 我今上午已经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因为我在中国还没回到印尼,只能以心香一束,遥寄哀思,祈祷杨先生安息。并向震南兄表示安慰,也请代我问候令慈老母亲,望节哀顺变。 随后,我又写了一篇述评杨老生平的新闻,发给印尼中文报纸,文字如下: 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 印尼华社著名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儒商杨兆骥逝世 1933年出生于印尼的杨兆骥,在他88岁的米寿之年,于2021年5月21日下午一时溘然长逝。 他是寒门出身的第二代华裔,在偏远海岛松巴哇长大。少年时代,由于日军南侵,兵荒马乱,他13岁才上小学,既不会讲中国话,也不会讲印尼语,只会说松巴哇当地的土话。但不到30岁,便成为一位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不仅精通中文、印尼文,还通晓英语和日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编纂出版了《印度尼西亚语外来语辞典》和《印尼语词意辨析》专著,成为印尼华侨当年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杨兆骥早年当过华校教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他与印华文化斗士陈燕生、胡克智等人创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并共同主编过风靡侨界的综合性月刊《印度尼西语学习》。 在华文惨遭禁锢的时代,他投身商界,开印刷馆谋生创业,也做国际贸易,均获成功;印尼民主改革之后,又开办书局,耗费无数心血钱财,组织编纂出版中文教材,影响深远。 他集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编辑和商人于一身,走过峥嵘岁月,属于经历过大时代的那一辈华人。他是文坛俊杰,商海弄潮,跌宕起伏,未忘慈悲为怀;也能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曾将多位失业的华校同事安置在他的公司。 作为日本阪田油墨在印尼东部的总代理,杨兆骥长期从事的这个生意,虽然赚钱却鲜为人知。而作为“全印尼唯一专售中文图书”的联通书局老板,他苦心经营的这个行当,却因多年亏本而在所不惜,令其声名远播。直至80岁时,荣获“第七届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 说起联通书局,虽然只有两间店面,但在当代印尼华社乃至海外可谓大名鼎鼎。雅加达六七十岁年纪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皆因印尼往昔排华岁月,直接导致两代华人的文化断层,从而变成了中文沙漠,联通书局就在开禁之后,成为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之上的一朵雪莲。 联通书局一路走来,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年老读者逐渐凋谢,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利润远不能支付成本。为长期坚持下去,杨兆骥不得不关闭了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了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这一间。即便如此,也仍入不敷出,每月的店租和人工费需要补贴一千五百万印尼盾,大约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多年来,他只好一直通过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来弥补书店的亏损。杨兆骥说,他热爱印尼这片土地,但也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有必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友族,让他们了解中国,学习中国;也把印尼文介绍到中国。通过书籍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2013年8月27日,时年80岁的杨兆骥迎来了他毕生难忘的光辉日子。由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代表中国政府,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授予他,同时也授予另外五位外国学者。 2017年5月,乘着改革开放,华文教育事业一片繁荣景象的契机,杨兆骥以联通书局之名,组织一批优秀的骨干老师,编写出一套反映印尼国情,符合印尼学生需要的小学华文教材。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套印尼小学华文本土教材,这也是杨兆骥先生毕生所凝聚的结晶,是他对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大贡献! 杨兆骥先生乃是印尼当代华人文化精英中的杰出代表。像杨老这样有学问,有财力,又有如此干劲的华社人物,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属于凤毛麟角。在这个国家长期缺乏人文训练的华商族群里显得异常难能可贵。 杨兆骥先生一生的作为,足以大慰平生,在印尼华人文化史上留下值得敬重的一页。 这篇简短新闻,大致概述了杨兆骥的一生,但笔者写罢,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便决定将杨老传记的最后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在公众号,以此向他老人家做最后的致敬! 最后的书局 一部荣获国际奖项的微电影 2019年7月的一天,两个怀揣艺术梦想的中国大学生,分别从南京和北京来到雅加达,打算摄制一部反映印尼华人生活片段的“微电影”纪录片。 这两位年轻人,一个叫徐硕,1998年出生,系南京艺术学院2017级本科生,担任本片的导演兼摄影师;另一位参与编导的零零后女孩席若辰,则是北京师范大学“对电影非常热爱”的哲学系学生。 徐硕和席若辰在班芝兰唐人街采访逗留,很快把目光锁定了位于詹德拉商场三楼的“联通书局”。他俩花了半个月时间,跟踪拍摄了书店的日常经营,店员和老顾客的往事叙述,以及联通书局创始人杨兆骥和孙子杨学聪的交谈互动等大量素材。 回国后,徐硕又邀请了一位本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同学陈昊加入主创团队,负责剪辑和后期制作。 接着,他又独自一人前往台北国立师范大学,拍摄了杨老的孙子杨学聪的读书生活。 之后,他们一共用了六个月,完成了全部摄制工作。 2020年7月,三位学子主创的这部取名为《最后的书局》微纪录片,参赛加拿大第八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荣获“红枫叶奖”(最佳纪录片剪辑)。 在此之前,该片还收获了2019中广联中国短视频大会“年度优秀作品”等一系列荣誉,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进行了展播。 徐硕在一篇导演专访文章里,详细写下了拍摄本片的心路历程。 创作初衷 最开始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自己对海外的华裔群体有一些关注和聚焦。我们班本身会有一些华裔同学在中国读书,跟他们交往比较多。在拍片之前的寒假也特地去了一趟马来西亚,跟当地的华裔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了一些交流。这应该是我最初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和关注。 印尼的华裔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华裔来说,他们近几十年的生活和发展应该是更曲折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去中国化”。他们的文化目前存在一个代际脱节的现象。正是这段历史引起了我去关注他们,最终在唐人街选择了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家华人书局进行拍摄。 关于摄制过程 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样的一个书局是很没落、入不敷出之类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预设去走近这个群体的。但其实在摄制的过程中,我真正看到的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虽然书店一直在亏本,但是创始人和他的家族一直在努力地留住这个书店。 其实除了老一辈华裔读者光临之外,还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企业员工或者HSK汉语考试考试的学生等等,也会去光临这个书店。包括片中谈到的创始人的孙子也在退学重考华语教学,从这些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书店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片子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衰败。我觉得一味地唱衰特别像在无病呻吟,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个片子看出一点点希望。 这个片子应该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拍摄的最有收获、制作过程最快乐的一个片子。 在采录的过程中,当地的同胞真的是非常和气,有些老读者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中国,他们会对我们特别好奇、友善,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获得很大的认同感。 另一个方面,我们获得拍摄许可的过程非常顺利。我们在表示了我们的拍摄意图之后,书局的负责人,以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反感我们,甚至非常欢迎,他们甚至不需要所谓的盖着大红章的拍摄许可,也不需要了解我们有没有拍摄功底,“只要你愿意关注我们,我们就非常欢迎”。这样的过程是从来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