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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书局|印尼当代杰出华文斗士杨兆骥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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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 昨晚(5月21日)子夜,笔者的印尼归侨朋友——谢美莲阿姨突然从厦门打电话给我,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雅加达华中老学长杨兆骥先生去世了! 杨老是当天下午一点去世的。他的死,再次震动了印尼华社。 因为我是杨兆骥先生传记的作者,也在发表过多篇记述杨老生平故事的公号文章,所以从今早到中午,先后有十多位华人朋友发微信或打电话报告此事。 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董事长陈惠珍女士告诉我:2016年,杨先生听说我们要建中文大学,即刻慷慨解囊,赞助3亿印尼盾(当时相当于15万人民币,以一个教室命名),是雅加达华社贤达中最为热心华教的前辈之一。 陈美致老师问我:丁老师:杨兆骥老先生明天出殡还山。今晚有个告别礼,你有来参加吗? 我回答说:我昨晚知道这个消息,很难过,已经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因为我还中国没回到印尼,只能遥寄哀思,愿杨先生安息! 今天上午,我先发一封慰问信给杨老的儿子杨震南兄: 震南兄见字如面: 惊悉杨老不幸逝世,倍感哀痛!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可能是杨老有所感应,自觉来日无多,所以去年突然迫切要求我为他写一本传记。写作期间我大约与杨老见面三十多次,他很喜欢和我聊天。不料传记印刷出版半年之后,杨老就荣归天国了!好在杨老生前总算看到他的传记《薪火传无尽》出版发行,了却老人家一桩心愿 今年我回国之前,杨老和太太隔不了几天就打电话找我,要求见面,陪他们吃饭,并很喜欢去我住处作客,我也尽量满足老人家的要求,现在想想也算功德圆满,没有留下遗憾。 我今上午已经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因为我在中国还没回到印尼,只能以心香一束,遥寄哀思,祈祷杨先生安息。并向震南兄表示安慰,也请代我问候令慈老母亲,望节哀顺变。 随后,我又写了一篇述评杨老生平的新闻,发给印尼中文报纸,文字如下: 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 印尼华社著名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儒商杨兆骥逝世 1933年出生于印尼的杨兆骥,在他88岁的米寿之年,于2021年5月21日下午一时溘然长逝。 他是寒门出身的第二代华裔,在偏远海岛松巴哇长大。少年时代,由于日军南侵,兵荒马乱,他13岁才上小学,既不会讲中国话,也不会讲印尼语,只会说松巴哇当地的土话。但不到30岁,便成为一位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不仅精通中文、印尼文,还通晓英语和日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编纂出版了《印度尼西亚语外来语辞典》和《印尼语词意辨析》专著,成为印尼华侨当年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杨兆骥早年当过华校教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他与印华文化斗士陈燕生、胡克智等人创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并共同主编过风靡侨界的综合性月刊《印度尼西语学习》。 在华文惨遭禁锢的时代,他投身商界,开印刷馆谋生创业,也做国际贸易,均获成功;印尼民主改革之后,又开办书局,耗费无数心血钱财,组织编纂出版中文教材,影响深远。 他集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编辑和商人于一身,走过峥嵘岁月,属于经历过大时代的那一辈华人。他是文坛俊杰,商海弄潮,跌宕起伏,未忘慈悲为怀;也能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曾将多位失业的华校同事安置在他的公司。 作为日本阪田油墨在印尼东部的总代理,杨兆骥长期从事的这个生意,虽然赚钱却鲜为人知。而作为“全印尼唯一专售中文图书”的联通书局老板,他苦心经营的这个行当,却因多年亏本而在所不惜,令其声名远播。直至80岁时,荣获“第七届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 说起联通书局,虽然只有两间店面,但在当代印尼华社乃至海外可谓大名鼎鼎。雅加达六七十岁年纪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皆因印尼往昔排华岁月,直接导致两代华人的文化断层,从而变成了中文沙漠,联通书局就在开禁之后,成为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之上的一朵雪莲。 联通书局一路走来,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年老读者逐渐凋谢,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利润远不能支付成本。为长期坚持下去,杨兆骥不得不关闭了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了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这一间。即便如此,也仍入不敷出,每月的店租和人工费需要补贴一千五百万印尼盾,大约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多年来,他只好一直通过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来弥补书店的亏损。杨兆骥说,他热爱印尼这片土地,但也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有必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友族,让他们了解中国,学习中国;也把印尼文介绍到中国。通过书籍增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他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2013年8月27日,时年80岁的杨兆骥迎来了他毕生难忘的光辉日子。由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代表中国政府,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授予他,同时也授予另外五位外国学者。 2017年5月,乘着改革开放,华文教育事业一片繁荣景象的契机,杨兆骥以联通书局之名,组织一批优秀的骨干老师,编写出一套反映印尼国情,符合印尼学生需要的小学华文教材。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套印尼小学华文本土教材,这也是杨兆骥先生毕生所凝聚的结晶,是他对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大贡献! 杨兆骥先生乃是印尼当代华人文化精英中的杰出代表。像杨老这样有学问,有财力,又有如此干劲的华社人物,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属于凤毛麟角。在这个国家长期缺乏人文训练的华商族群里显得异常难能可贵。 杨兆骥先生一生的作为,足以大慰平生,在印尼华人文化史上留下值得敬重的一页。 这篇简短新闻,大致概述了杨兆骥的一生,但笔者写罢,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于是,便决定将杨老传记的最后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在公众号,以此向他老人家做最后的致敬! 最后的书局 一部荣获国际奖项的微电影 2019年7月的一天,两个怀揣艺术梦想的中国大学生,分别从南京和北京来到雅加达,打算摄制一部反映印尼华人生活片段的“微电影”纪录片。 这两位年轻人,一个叫徐硕,1998年出生,系南京艺术学院2017级本科生,担任本片的导演兼摄影师;另一位参与编导的零零后女孩席若辰,则是北京师范大学“对电影非常热爱”的哲学系学生。 徐硕和席若辰在班芝兰唐人街采访逗留,很快把目光锁定了位于詹德拉商场三楼的“联通书局”。他俩花了半个月时间,跟踪拍摄了书店的日常经营,店员和老顾客的往事叙述,以及联通书局创始人杨兆骥和孙子杨学聪的交谈互动等大量素材。 回国后,徐硕又邀请了一位本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同学陈昊加入主创团队,负责剪辑和后期制作。 接着,他又独自一人前往台北国立师范大学,拍摄了杨老的孙子杨学聪的读书生活。 之后,他们一共用了六个月,完成了全部摄制工作。 2020年7月,三位学子主创的这部取名为《最后的书局》微纪录片,参赛加拿大第八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荣获“红枫叶奖”(最佳纪录片剪辑)。 在此之前,该片还收获了2019中广联中国短视频大会“年度优秀作品”等一系列荣誉,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进行了展播。 徐硕在一篇导演专访文章里,详细写下了拍摄本片的心路历程。 创作初衷 最开始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自己对海外的华裔群体有一些关注和聚焦。我们班本身会有一些华裔同学在中国读书,跟他们交往比较多。在拍片之前的寒假也特地去了一趟马来西亚,跟当地的华裔同学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了一些交流。这应该是我最初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和关注。 印尼的华裔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华裔来说,他们近几十年的生活和发展应该是更曲折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去中国化”。他们的文化目前存在一个代际脱节的现象。正是这段历史引起了我去关注他们,最终在唐人街选择了印度尼西亚的最后一家华人书局进行拍摄。 关于摄制过程 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样的一个书局是很没落、入不敷出之类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预设去走近这个群体的。但其实在摄制的过程中,我真正看到的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虽然书店一直在亏本,但是创始人和他的家族一直在努力地留住这个书店。 其实除了老一辈华裔读者光临之外,还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企业员工或者HSK汉语考试考试的学生等等,也会去光临这个书店。包括片中谈到的创始人的孙子也在退学重考华语教学,从这些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书店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片子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衰败。我觉得一味地唱衰特别像在无病呻吟,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个片子看出一点点希望。 这个片子应该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拍摄的最有收获、制作过程最快乐的一个片子。 在采录的过程中,当地的同胞真的是非常和气,有些老读者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中国,他们会对我们特别好奇、友善,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获得很大的认同感。 另一个方面,我们获得拍摄许可的过程非常顺利。我们在表示了我们的拍摄意图之后,书局的负责人,以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没有反感我们,甚至非常欢迎,他们甚至不需要所谓的盖着大红章的拍摄许可,也不需要了解我们有没有拍摄功底,“只要你愿意关注我们,我们就非常欢迎”。这样的过程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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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中国和印尼:城市审美之比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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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些年来,凡出门旅行的人相信都有同感,每经过一个城市,映入眼帘的皆为一片片大同小异的板式高层住宅,差不多都高过百米。体量庞大的现代建筑,高傲地矗立,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彰显本地经济发展的实力和形象。 这些所谓的“百米新城”——已然成为我国绝大部分城市,特别是高铁站附近新区共有的景象。我家乡的小城也概莫能外。 不得不说,相对于印尼这些赏心悦目的城市,咱们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现在各地有太多的建筑,风格简单粗暴,既缺乏创新设计,也缺乏传统古典美。 许多来华访问的外国人都说,“中国城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国内的媒体往往把老外此言当作赞美中国经济发展的佳话。殊不知,在这些听起来好像礼貌的词句中,里面包含的其实是委婉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70余年,在三番五次的“大拆大建”中,各地数不清的老建筑,十之七八糟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很多极富文化内涵的古老遗迹荡然无存。 以北京为例,损失最大的要数五十年代拆除的古城墙。为什么要拆?因为在“喜新厌旧”的领导人看来,城墙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保护他们势力的遗迹。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先生为此痛哭流涕,大声疾呼要舍命保城墙,可是学者的建议怎能抵得过政治家的一句话!有人说过,如果北京的老城墙还在的话,如今一定是世界级的文化遗址。假如中国众多城市的古城墙都还存在的话,那必定是世界上最完整和最完美的古代城墙系统。 半个世纪过后,中国不少城市又新建“古城”,来恢复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遗迹。须知这种行为最多只能算是克隆、山寨、仿制;大批突兀建成的仿古建筑,只能算是假古董,哪里比得上真正历史古迹的无价之宝? 时至今日,仍有报道不时揭露,在一些地方,一边是肆意毁坏历史遗迹,一边是热衷建高楼大厦,或照猫画虎搬来洋建筑,怪诞媚洋成风。许多城市都规划建有北美风情、欧陆风情的住宅社区和“特色”小镇,并冠以诸如巴黎公馆、加州城、曼哈顿广场、威尼斯水岸、佛罗伦萨小镇等各种“洋名”,不伦不类,令人生厌。 由此折射出至少在城市发展的建筑层面,我们还是缺乏一种文化自信。 作家冯骥才这样评价:“我们600多个城市已经基本失去了个性,文脉模糊、记忆依稀,历史遗存支离破碎,文化符号混乱”。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也指出,个性缺失是我国城市建设的最大弊端。 那么,种种不该发生的故事,为何会如此绵延不绝呢? 有人一针见血:官员审美层次低下,而长官意志色彩又过重,权利与利益相互交织,正是长期形成的体制顽疾所在! 正如一些地方流传的: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钞票哗哗,全靠老板一句话”。 由此引发的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也是城市特色退位,人文精神和人本主义受到压抑,城市现代化走样,城市品牌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 前几天,一篇体题为《中国街道惨遭统一整容,网友:还我当年的烟火气!》的公众号文章,更是举例印证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当你漫步在城市街道上,不经意间抬眼望去,所有店铺招牌已经变成了统一的模样。 原来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店招,已经被整齐划一的制式所取代。统一的尺寸、字体、颜色,乃至于字号,让人完全分不清进了哪家店。 于是,很多网友无法忍受被这种“土味”审美所支配的恐惧,纷纷开始吐槽:真是“逛街如上坟,购物如奔丧”,这些千篇一律的店招不但体现不了城市的美感,反而失去了个性,缺乏人间烟火气。 当然,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为了提升城市形象,美化市容市貌,他们不遗余力地对那些已经破旧残损,有可能掉落下来砸伤行人的招牌,进行拆除和整改,但是毫无特色的“一刀切式”做法,真的会被大众买账吗? 消费者首先不明所以,认为这种“统一整容”后的招牌都长一个样,让他们连逛街的欲望也没有了,有时候进了哪家店也傻傻分不清楚。 店家心里有苦难言,招牌都走统一路线了,完全丧失了差异化的美感和特性,自家店铺又该如何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呢? 设计师更是免不了一场暴击,被这种辣眼睛的审美丑到眩晕不说,甚至连饭碗也保不住了,这该如何是好? “统一店招”,就像为整个城市整了容,虽然看起来整整齐齐,既规避了风险,又更加方便管理,可是千店一面的形象“美”得毫无特色,正在无形中消磨了每条街巷的独特印记,将城市最底层的色彩直接抹去了。 另一篇被屏蔽的公众号文章,则用《被群嘲的中国长官审美》这个标题,直接点明了问题的症结。 四 说来惭愧!为写这篇文章,我断断续续花了几天时间。虽是有感而发,但囿于才疏学浅,笔力不逮,到头来还是不深不透。 如果从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的角度衡量,印尼和中国相比,就有着更为广泛的不同。 你看咱们中国,皇天后土,九州华夏,从上到下,自古就有“大一统”的思想理念。 打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强化中央集权,又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做到了“书同文,车同轨”,把整个国家置于唯一的皇帝(政府)统治之下。即使秦朝在始皇帝统一中国15年后就走向崩溃,但秦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却成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历史主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权贵精英阶层日复一日,喋喋不休,将此理念对着广大人民循环播放,反复洗脑,使之逐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早已经渗透到人们的血液,直至变成由衷的自觉。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中国人不仅在国家政治上追求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也同样追求高度集中。 时值今日,国内社会形态仍大致如此,大事小事都习惯采用官方色彩的规定动作,上行下效,同步进行。 尽管我本人对前文提到的那些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一哄而上、“一刀切”深恶痛绝,其实在内心深处却是“大一统”理念的支持者。 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问题之复杂,利益诉求千差万别,如果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地方各吹各调,难以形成合力,莫说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单单内乱,就会使国家诸侯割据,四分五裂。远的不说,北洋军阀及民国时代的分崩离析,积贫积弱就是一面镜子。 有人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解决温饱不过30年的大国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就是建立统一的市场,让生产要素得以有广阔空间自由流动。事实上,美国历史上的大发展,也是从南北战争后统一全国才开始的。 也有人认为,“没有哪个文明不是波浪起伏的,也没有哪个文明是一直完美的。纵使近代以来,中华落后挨打,屈辱至极,但是不能因为本身后期的落后,就直接否定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近代中华帝国的没落有其必然因素,但也昭示着全新的未来正在酝酿”。“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并不是偶然,大一统制度起到关键作用。” 不过,中国人习惯的这种大一统观念,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此引用陈玖佰先生对于大一统缺点和弊端的论述如下: ——容易形成单一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看问题的角度总是非此即彼,太过极端。 ——容易形成言论绑架及道德绑架,而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知识阶层会受到无形伤害。 ——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大一统是强调集体的,对于个体价值追求在乎的很少,俗称集体无意识,所以个体幸福感会存在担忧。 ——不容易产生大师,大一统不能充分发挥个体天赋,而现在社会存在各种不公,包括我们的教育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都很少在乎个体发展。 ——社会阶级固化及贫富差距加深,大一统很难容得下不一样的东西,对于个体和少数派总是抱有消极态度,这会间接扼杀掉少数创新的文化,文化流动及其缓慢。 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有关大一统另一面的最为深刻而理性的论述,几乎完美回答了我前文所罗列的种种矛盾与困惑。茅塞顿开之时,我要向陈玖佰先生脱帽致敬! 诚然,我们也明白,一统与多元,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不可能断然分隔,只是孰重孰轻的区别。哪个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我个人浅见,在当今中国,起码在各种艺术的审美方面,广大民众尤其是各级当权者敞开胸怀,接纳和包容多元化的价值更大。 愿我们在这个功利浮躁的时代,变得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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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中国和印尼:城市审美之比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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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今年元月从印尼回国。春节过后,我和朋友从广东到福建,然后是浙江、江苏、安徽,旅游加探亲,一路走来,跑了十几个城市。 此行最明显的感受,自然是咱们国家疫情控制冠绝全球,比任何国家都做得好!其次就是交通便利,所到之处皆有高铁经过,城区内外道路宽阔,打车或坐公交都很方便。城市不论大小,高楼大厦都是栉比鳞次,新建的大型广场及景观公园一应俱全。 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小的弊端,那就是每个城市建筑格局雷同,风貌相似,千城一面,无特色可言。 有关这个话题,可谓不吐不快。本文稍后再作分析,尝试从文化及制度背景方面得出几条肤浅的结论。 除此之外,有一点应特别给予点赞,那就是近年来内地许多城市不断改善的卫生状况。笔者此行亲眼目睹,上述城市大街小巷多干净整洁,市民文明素质也比过去有很大提高。 还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纵观国内绝大部分地方,社会秩序总体良好。治安案件并非没有,却极少在公众场合发生。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两千年前后,各地频发的公开抢夺和车匪路霸现象已然绝迹。 据网上披露,自美国911事件后,中国对公共领域的监控布局开始全面发力。公安机关经过平安城市、天眼建设、平安乡村、智慧城市等专项建设,在全国各地安装了亿万个摄像头。面对如此天罗地网,那些打算为非作歹的家伙怎么办?只能打消邪念,遵纪守法好好活着!由此带来的,是老百姓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大幅上升,案件发案率显著下降。 上述这一切,都是不争的事实。从各个侧面展示了中国政府的基建能力和严密管控的程度。 二 接下来说说印尼的城市。 笔者在印尼十几年去过不少地方。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评述过印尼的城市: 雅加达虽有首都气派,然而城市凌乱、人满为患,尤其交通拥堵犹是其绝症,又因排水设施不畅,每到年底必闹水灾。西爪哇首府山城万隆,气候凉爽宜人,市区北部林木茂盛,堪称秀丽多姿,可是其以商业为主的南区却杂乱破旧,整座城市的道路大都蜿蜒狭窄,多为单行道,让外地司机晕头转向,本地人也常常被堵到万般无奈。中爪哇省会三宝垄和巴厘岛首府登巴萨景观秀美,但这两个地方的缺点是天气太热,整天骄阳似火,商业也没那么繁荣,给它们的优点打了折扣。 相比之下,东爪哇首府泗水,城市够大而整洁,道路笔直宽阔,车流顺畅,市政设施比较齐全,气候温和而无酷暑,马路中间及街道两边遍植阔叶垂榕,树干高大,长长的枝叶随风摇曳,绿树丛中独领风骚。还有一条秀丽的金河(Kalimas),波光潋滟,风平浪静,蜿蜒流过市区,为城市平添几分柔美风姿。 此乃笔者一家之言,充其量只是表象而已。每座城市都可以用一本书来描述,其各具特色的内在气质,远不是几句话所能概括的。 事实上,若以高楼大厦之多,道路之宽阔,市政交通设施之完备衡量,印尼的大都市不仅比不上中国的北上广深,肯定也输给我年轻时工作过的安徽省城合肥。 然而,城市风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结晶,并非单一建筑或交通所能涵盖。因此,若论城市风情、建筑遗存和多元文化,以及市井之间浓厚的历史韵味,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要说中爪哇日惹、梭罗那样古香古色的历史名城,会使中国类似城市相形见绌;即便是婆罗浮屠旁边的小城玛格朗、东爪哇县级市谏议里、西加里曼丹华人城市山口洋这类小城市,其处处散发的丰富却不张扬的独特魅力,都可完胜中国大部分貌似现代化的大中城市。 列位看官如若不信,请品味一番下面这组印尼城市的图片。 不妨再举一个中国海南岛与印尼巴厘岛相比较的例子: 我们知道,尽管中国一直想要把海南岛变成旅游胜地,但与亚洲其他热门旅游海岛相比,它在吸引外国游客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因2020年至今的新冠疫情之祸,全世界旅游业均受重创,数据惨不忍睹。这里只例举上一年——即2019年的有关数据。 资料显示:2019年海南省入境游客143.59万人次,但同年印尼巴厘岛接待的外国游客高达627.5万人次,是海南岛接待外国游客数量的4.3倍。 单单从入境旅游的人数来说,巴厘岛无疑将海南岛远远甩在身后。 那么,硬件不如海南的巴厘岛,为何能成就天堂岛美誉?专家分析,巴厘岛让外国游客感触最深的,并非美丽的海滨、壮美的梯田,而是巴厘人那从容淡定而又愉悦的神情,那是一种天使般的神情!“巴厘岛有着天人合一般的美丽!她的意态神韵会慢慢融化掉游人内心最坚硬的部分。” 巴厘省旅游局主任助理Sogzarta Allon Gallery先生曾经自豪地告诉来取经的海南官员:“我们没有森林、没有石油,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人民的文化,所以,我们一直用文化来推动巴厘岛旅游发展!” 这正是海南乃至整个中国旅游景点缺乏的东西!而令外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情文化等软环境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种感觉,使我对大陆与海外城市在观感及市政管理方面的差异,有了更深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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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印尼竟有25个推广这项中国传统功夫—有关舞龙舞狮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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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月中旬,我从印尼回国,如今牛年春节已过,转眼又是正月十五,一晃两个来月过去了。 平心而论,与多灾多难的爪哇国相比(这一阵子飞机失事、洪水肆虐、疫情仍在蔓延,老有坏消息传来),我在福建老家的日子,确实算是岁月静好。 可说不清为什么,我总是怀念着印尼,总会不由得想起旅居雅加达的时光。——即使生活有所不便,又时常面对一个人的孤寂,但我已然习惯,并不感觉难受。 可能在国外打拼的人都这样,异国他乡,来往奔波,在外时间长了想回家,在家呆久了又想出去。 那么,印尼最让我倾心难忘的是什么呢? 是宛如碧玉腰带环绕赤道、青翠可爱的山川原野;是终年温热阳光明媚,既无严寒又无酷暑的宜人天气;抑或是温和有礼貌从不愁眉苦脸,把微笑当成另一种语言的土著居民…… 这些都是我喜欢印尼的理由。 但说到底,作为一个以“码字师傅”为业的文化人,我对印尼最感动的,还是在这个一言难尽的异域之邦,无论风云怎样变幻,仍有一批可亲可敬的华人同胞,为传承祖先文化而奋斗,历尽艰难,痴心不改,任劳任怨,在所不惜。 他们的事迹,每每激励了我,情不自禁要用手中的笔为之鼓与呼。 二 本文今天要写的,是有关印尼舞龙舞狮的话题。 说到舞龙舞狮,作为一项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民间传统文化的活动,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你也许不知道,由华侨先辈带到海外的舞龙舞狮,在印尼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流传、艰辛发展的人和事。 大约十多天前,一位华社朋友——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副总主席丘昌仁先生和我通电话,互致新春祝福。 寒暄过后,丘先生告诉我,他于去年11月6日在印尼龙狮运动联合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该会新一届总主席,现已走马上任,准备发动各界鼎力支持,为印尼国家和华族增光,大干一番。 听此消息,我连忙向他表示祝贺,恭喜他荣任新职,乃华社之光。 昌仁兄则认真地加以说明: 丁老师可能有所不知,舞龙舞狮虽然来自中国,是华侨前辈传承的中华传统文化,但是”印尼龙狮运动联合会“却不是华人社团,而是归属于印尼政府青年和体育部管理的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得益于这项活动的普及,目前在全印尼34个省区中有25个省成立了分会,并且已经把舞龙舞狮纳入国家运动会和国际比赛项目。各个地方大小城市,成千上万舞龙舞狮的队伍,九十巴仙以上都是印尼友族青少年。 我的前任总主席就是大名鼎鼎印尼中国通、当过国企部长的《爪哇邮报》老板余世甘(Dahlan Iskan)先生。 现在这个重担落在我的肩上,我一点也不贪图总主席的头衔和荣誉,而是想要怎样把最能代表中国民间文化,印尼民众又特别喜闻乐见的这项活动开展的更好,以此促进民族和谐,在国际上打出更高知名度。所以,我为我们舞龙舞狮的中华传统功夫而自豪,是为了弘扬它才接受这个职务的。 这位丘昌仁先生,原本是印尼工商界一位平时不大显山露水的大老板。 他掌控的印尼福克斯(FKS)集团( FKS Group ,中文又称“宝石湾国际集团”),实施多元化经营,旗下不仅拥有十数间面粉厂及糖厂(工业糖),还涉及能源、房地产、海运与饲料加工等多个产业。 一年多前,印尼一位媒体朋友带我去他府上拜访,路过雅京南区一大片高档豪华别墅群,朋友说这些都是丘先生的集团开发的,令人叹为观止。 2020年12月17日,印尼《国际日报》又刊登整版报道,发布了FKS集团属下Bungasari企业,分别在印尼西部苏门答腊和东部苏拉威西两座岛上的最大城市——棉兰和锡江,新建两座面粉厂投产运营的消息。 可以说在印尼这个国家,不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丘昌仁都堪称一位华商新生代的“面粉和糖业大王”。 此人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足的华侨家庭。他祖籍广东梅县,父母都是地道的乡村客家人,早年离乡背井”过番“下南洋,辗转数地,落户于苏岛南端的省城班达南榜 (Bandar Lampung)。其父丘英盛先生以小食店为业,长期操持卖烧猪肉的营生,历尽艰辛,与妻子养育了七男三女十个孩子。 丘父虽非财主,却有豪侠之气,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在街坊四邻中颇有威望,但天不遐龄,59岁便英年早逝。 昌仁在丘氏七兄弟中排行老四。他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南榜新中华校,奔赴雅京,成家立业。自此商海沉浮,开拓经营,抢抓机遇,其商业版图与人生命途相互咬合,路线清晰,乘势而上,终成巨商。 但是,以我对其粗浅的了解,这位业绩不凡的丘先生虽是名副其实商界大佬,在华社却是相当的低调。他是印尼全国性社团客联总会的领导人之一,平时并不经常在场面上出现,遇到出钱出力的节骨眼,自会踊跃向前,义不容辞。 他喜爱音乐、美食,却鲜见于歌厅酒楼,只在空闲时邀请大牌歌星、专业乐队来其家里”唱堂会”,品位高雅,逸兴遄飞而不张扬。 丘昌仁先生年轻时英俊挺拔,如今年过花甲,帅气依旧。 他目光深沉,表情似乎有些严肃,但内心却充满温情,在其身上尤其蕴藏着客家人崇尚孝道,报本返始的传统美德。 我去他府上做客,昌仁兄和我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父母的家教,邻里之间乐于助人的轶事,以及他们兄弟姐妹从小受到的华人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说话时语调平缓,感情真挚,充满着对父亲的怀念。 2013年,丘先生在父亲一百周年冥诞时,特别请人编印了一本纪念画册,并广邀亲朋好友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庆典活动。 昌仁兄后来送了一本给我,打开一看,画面虽谈不上精美,文字也不华丽,但是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尊敬与爱戴却跃然纸上,令人感慨丛生。 丘先生解释道,当时印尼懂中文的编辑人才很少,所以这本纪念画册内容比较简单,还不足以描述父亲那一辈人的艰苦岁月,特别是还缺乏父母早年在家乡的生活经历。他真诚地对我说:”丁老师,你是写书的文化人。下次回国有机会去我的祖籍地梅州采访,请告诉我,我一定通知老家的亲戚接待你,请他们带你去我父母的乡下故居围龙屋看一看。” 去年疫情爆发,全世界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我在雅加达滞留一年,出于防疫之虑不便出行,一直也未有机会再与丘先生见面。 今年元月,我回国后在广东隔离结束,便欲前往梅州一游,想到丘先生曾经的嘱托,便发信息给他。到了梅州,昌仁兄的堂妹丘满珍老师果然热情周到,带我去采访丘氏故里,并游览了梅州其他地方。 2017年,《梅州日报》曾发表题为《梅州围龙屋之“最”》的文章,将“河南堂”称之为“建筑年代最新的围龙屋”。文中介绍,该民居沿袭了客家人建房布局严谨的民间风俗,屋式为二堂四横一围龙,既稳重又协调,既精致又雅观。整座房屋对外封闭,对内开放;依山而建,前低后高;中轴对称,左右均衡;屋前的半圆形水塘与堂屋背后的半圆形围龙一虚一实,交相辉映。屋后的风围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也为各地所罕见。由于整座房屋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显得天然雄浑,给人以一种美景天成的感觉。 再回到印尼舞龙舞狮这件事。 丘先生那天在电话里说: “我想请丁老师写篇文章,动员印尼华社都来帮忙推动,毕竟我们的印尼龙狮运动联合会,是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很好的平台。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是龙的传人,那么这个狮子呢,外形威武,动作刚劲,神态多变,民间也有许多神话传说,令它更深入人心。所以我们华人都认为狮子是祥瑞之兽,而舞狮能给大家带来好运,也能给国家带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既然印尼政府信任我,我就要利用这个平台提高印尼舞龙舞狮的水平。我本人会竭尽全力,承担那些优秀选手去中国学习的相关费用,也盼望印尼华社以及中国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他还告诉我说,在其就任印尼龙狮联会总主席后,已经有好几位华社知名领袖和大企业家打电话给他,表示要参与支持开展好这项运动,因为既有利于华族和友族,更有利于印尼,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丘先生高兴地说:“做什么事都怕孤掌难鸣,我们就是要形成合力,才能把一项好的社会公益事业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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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捎带手读个硕士?解读该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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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在广州过元旦,看到各路电视记者都在忙着街头采访: “2021年,你的新年愿望是……” 丁叔叔饶有兴趣关注了一番,发现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经过一整年全球新冠病毒的揉搓锤炼,新年目标已变得格外踏实。 一个武汉瘦小伙不假思索地说:“2021,希望家人健康平安,正常生活!” 一位东北胖姑娘则乐呵呵地憧憬:“新年减肥成功,遇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 此外,还有警察的心愿是“多陪家人”;环卫工的理想是“有钱够花”;深圳白领希望是“每天按时睡觉,少熬夜!”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接地气的大实话。 不象前几年“厉害国”宣传弥漫神州,搞得百姓民众也说大话成风,央视釆访新年愿望采访的回答,时不时就挑战人们的笑点。比如有一哥们面对镜头很霸气地说:“2016要给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顿时觉得我们的幽默细胞都弱爆了…… 现如今咱中国抗疫成绩世界排行第一,“山是高昂的头,河像热血流,江山多俊秀,人民更风流”。但官方民间反倒谦虚谨慎更低调了。 当天晚上,丁叔叔还在回味思索,没想到竟然有媒体靓女笑盈盈地来到身旁。只见那美女记者话筒一伸,访谈开始: “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噢,我在印尼写作为生。” “那您2021年的愿望是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新年目标吗?” “这个嘛,当然有!”我停顿了一下: “我想在印尼为自己充充电,找一间大学读个硕士……” 那记者姑娘听罢,忍不住夸了我一句:“大叔,您真是人老心不老,精神可嘉!” 美女一声大叔,顿时将我唤回现实,尴尬害羞笑了几下,“哈哈,哈哈!”一睁眼醒来,原来是刚才做了个梦。 对丁叔叔而言,刚才那番话虽然是个梦,但坦白说,要是我才三四十岁风华正茂,要是我还在体制内评职称等提拔追求进步——那我无论如何都得去印尼高校弄个研究生文凭,读个硕士学位。 你问我为什么?咱们先说说在国外读硕士的一般性意义: 有的人是为了提升学历,以后工资会高一点。 有的人是因为应聘的职位最低门槛是硕士毕业,国内考研竞争大,时间长。 有的人是为了换专业,学习自己喜欢的领域。 有的人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国外教学模式,学点技能更实用的东西。 有的人是为了有海外背景,以后去外企工作的希望更大,工作起来更适应。 有的人是趁着年轻,出去见识见识。 有的人是为了移民和留在当地做准备。 当然更多的是综合考虑,有多个需求,总归是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更满意顺心。 那为什么要选择印尼呢? 第一,在印尼读硕士入学门槛不高,费用便宜,现在正是时候。 只要想学,就能如愿,不像国内考研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的哭爹喊娘七窍生烟,怎一个难字了得! 第二,既然咱在印尼常驻“沙家浜”,此间慢生活,业余时间多,生活比较枯燥。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搂草打兔子——捎带着”读个硕士研究生。 两年后毕业文凭轻松到手,除了领略跨文化学习的魅力,多少学点不一样的东西,一不小心还能结交些印尼主流社会的人脉,对在当地开展业务大有帮助。 毫无疑问,印尼大学的各种资源都让我们更进一步靠近该国精英,他们可能是未来的高官政要,也可能是未来的富商土豪,咱跟他有同窗情谊,多少也能彼此照应。 就算将来回国发展,咱好赖也有了海外教育背景,体制内单位就认这个,说不定弄个师长旅长干干,那多豪迈! 第三,有现成的来印尼求学的成功榜样可供励志。 丁叔叔两年前应邀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报告时,认识一位年轻老师小H。小H广州本科毕业,来印尼日惹加查马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UGM)留学读研,获得硕士学位。一回国便顺利进入暨大做了助教。 她不无庆幸地告诉我,暨大招收老师还是蛮严格的,在国内必须是985名校的博士才有可能进来当个老师。而她虽然只是硕士毕业,但因为学的是小语种专业,加上是海外硕士,印尼又是“一带一路”上的重点国家,所以就被暨大破格录取了。 无独有偶。据2019年5月13日人民网报道: 卢李倩倩是印尼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即将于今年8月博士毕业的她,面临着择业问题,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印尼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国内的印尼研究中心并不多见,一次契机让她将目光锁定在了福建师范大学。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了解过福建师范大学的印尼研究中心,这里的师资力量和薪资待遇都很不错,而且福师大目前没有会印尼语的老师,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卢李倩倩说。 卢李倩倩是今年福建师范大学意向引进的海外人才中的一员。13日,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第二届“海外英才论坛”,此次论坛面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共收到来自全球近330余份报名材料,经评定筛选,最终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57所知名学府或科研院所的58位青年英才来到福建师范大学参会,基本覆盖了各个学科(领域)。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王长平表示,从整体上看,近年来学校的教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国际化水平还相对滞后,所以希望通过“海外英才论坛”加大海外博士的引进力度,弥补国际化发展水平的不足。 另据《印尼新报》2019年6月25日报道: 新时代带来新气象。本月24日上午九时,来自中国留学印尼的优秀女学者卢李倩倩(安娜),在印尼大学文学院礼堂,向八位评审教授发表博士论文与答辩。她的毕业论文以优美的印尼文书写,主题是《学习华文与当代印尼华人“再华化”探讨》,论文有详细资料和调查研究,说明在印尼的绝大多数华人已认同印尼 是自已的国家,既使广泛学习华文,也不可能有“再华化”的问题。论文引述2000年和201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说明印尼华人只有总人口的1.2%,还不到3百万人,而其中超过60%完全使用印尼语文日常交流,外地只有20%人会使用华语,因此,在印尼懂得华文的民众,大约只有60万人。所谓印尼华人有二千万人,那只是一厢情愿,没有确切的亊实根据。许多印尼华人在学好华文后,也绝大部分不会“再华化”,不会认同中国或居留在中国。 卢李女士的论文和答辩被8位教授评审员认为十分杰出,他她们给予85.6分评价,完全通过博士考核。因此,卢李倩倩被授予印尼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也是首位中国留学生在印尼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卢李倩倩于1988年6月生于中国湖南省,她于2005年至2009年在广西民族大学印尼文本科毕业,2010年~2012年获奖学金在泗水艾朗卡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2013年获奖励金进入印尼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经过6年勤奋不懈努力, 终于在2019年6月24日荣获优等博士学位。她讲得一口流利印尼文和英文,母语又杰出,前途无可限量。我们谨此热烈祝贺她取得优异成绩毕业,祝福今后再创辉煌。 果然,2020年1月2日,福建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便发布消息,正式引进卢李倩倩博士为该中心专业研究员,同时举行仪式,欢迎卢李倩倩到校入职,并为研究生做关于印尼文化和历史研究的若干重要前沿问题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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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百灵家厅”的午餐会,印尼三宝垄几位福清人的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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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富先生有时也会第一个进来 他已70多岁,在这伙人中年纪最大。 可富是福清龙田人,什么时候下的南洋,做过何种职业,未详。我只知道他现在基本不做事了,每天下午或晚上就是张罗着几个乡亲打打麻将。印度尼西亚禁止赌博,麻将也不让打,他便出面在一条偏僻破旧的老街租了一间十分隐蔽的地下室,供“麻友”们放心消遣。房东是位印度尼西亚中年妇女,脸是棕黑色鹃,牙齿很白,特胖,走起路来浑身肉颤,她负责送水兼在外屋放哨。 何老先生麻将打得很专业,并且热心推广,他屋里门厅的两边墙上,分别贴着两张复印放大的报纸,上面的文章内容一模一样,标题都是《谈谈打麻将的几点好处》。 他们打牌,我在一旁看,何老问我会不会,我说不会,他很惊讶: “年轻人不会打麻将?那要赶紧学。” 我没做声,他有些焦虑,撇着嘴角很严肃地唠叨说:“你不学会打麻将,在中国就做不了官。” 我笑了,真不知老人是从哪儿得出的这个结论。 可富老最近似乎身体欠安,连续几次,打了不到一圈,就让给别人,自己上床趴着一动不动。但每天中午,他还是按时参加百灵家厅的午餐聚会,看起来胃口还好。这一道菜,是油炸大虾,一人一只,差不多有胡萝卜大小,红焦焦的,上面抹了一层蒜蓉,吃起来很油腻,有人不要,他就一口气把两只大虾都吃了。 比可富稍晚来的,是黑肤色、宽脸盘,神气十足的张珠先生 他是福清城关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国前,曾在闽东连江当过武警战士。那时,国内清明廉洁的社会风气给他留下很深的烙印,以至前两年回国时竟然对一些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我有个亲戚晚辈,在省里一个部门做事,我去福州她招待我吃过好几家大酒店,结账居然不用付钱,签个字就OK了,我那个亲戚说吃多少都可以记在她单位账上。我火了,大骂她,你一个共产党干部怎么能揩公家的油水!她说这有什么,请你吃饭也算是本单位宴请海外侨胞,可以由公家买单。啊呀,我只是回家乡看看, 是私人办事,吃饭怎么让公家出钱。他妈地(的)、他妈地(的)!你说奇怪不奇怪?五六十年代那有这种事! 张珠正聊得起劲,何心文来了 心文只有30出头,是这批老华侨中惟一的年轻人,举止斯文,说话声音不大,冷静,显得挺诚恳。虽神态有些腼腆,待人谦恭,却是三宝垄华商中有名的后起之秀。 他是1978年出国的,当时小学未毕业。最初几年,颇忍辱负重。他曾对我感叹:“我最坎坷了!”具体细节,没有多谈。后来,心文由印尼去日本打工,赚了一些钱,回来采购加工了一批燕窝拿到香港去卖,结果遇上大买主。5年时间,便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伙儿,变成了亿万身家的“印度尼西亚燕窝庄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燕窝庄分别在香港、新加坡设有分店,产品很是畅销。我曾去过他的工厂,一两百个当地女青年,每人手拿一把摄子,极细心地在一团一团的从悬崖上采集来的燕窝草上挑挑拣拣,加工好的燕窝一斤可卖一两万港币。 何心文也是福清江镜人,前些年曾捐款50万元,以其祖父何墩柱的名义为家乡修了一条水泥村路,最近几年,国内每有单位前去募捐,他都二话不说,爽快掏钱。 我发现,每天聚餐,面对满桌子生猛海鲜、鸡鸭鱼肉,这位小何先生从不动筷,总是单独叫一碗青汤寡水的面条慢吞吞地吃下去。惊问其故,心文笑而不答。何传秋先生告诉我,心文现在做股票生意,开了一家“发达速”金融期货行,利润奇高,风险极大,于是许愿:从此不沾荤腥,专门吃素,以求平安发财,现在已坚持了好几年,并无一次破戒,这坐庄对赌股市指数的金融期货行当也果真给他赚了很多钱。 何心文如此年轻,为博事业发达,任佳肴美味诱惑,视而不见,其忍耐性和毅力可见一斑。 他后来回国定居,又在福州等地创下可观的事业,现为福州燕归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孝忠先生来了 此人喜欢聊天,好回忆往事,时常仰脸大笑,说话嗓门洪亮。他有两个老婆,原配在香港,后来到印尼在那个年代有家难回,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华人女子,大学毕业,中爪哇出生的侨生,原籍故乡也是福清。这位印尼的太太很会照顾他,如果看老公一旦有事不能准时前来“百灵家厅”聚餐,必要他在家里按时进食,所以吴孝忠经常是吃过了才来,入座后,笑眯眯地只要一杯矿泉水,跟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阵。他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塑料厂老板,专门用再生塑料生产各式各样的塑料袋,其工厂规模在中爪哇省同类企业中数一数二。 吴孝忠是文革时期从中国来印尼的,所以一直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老家叫做:福清县阳下公社新局大队后垄生产队。吴孝忠的父亲本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就因为解放前从他祖父手里继承了二三十亩土地,再加上有直系亲属在海外谋生,国内一闹土改,家庭成份就被定为华侨地主。 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尽管吴孝忠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那年月,家庭出身涉及一个人前途命运的所有范围,他始终是社会岐视的对象。到了“文革”期间,大队里的革命群众斗来斗去,不管哪一派掌权,都要到这个名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黑五类”榜首的人家折腾一番。 “那时候我这个回乡知青因为出身不好,在村里面难免受气。我又不喜欢干农活,曾经一度去城关骑脚车载客讨生活,县城之内载一个客人才五分钱,可是没干几天就让市管会的人给抓住,大骂一顿,灰溜溜地滚回去种田了。” 一晃将近40年过去,吴先生在“百灵家厅”见到我这个国内来的同乡人,又不禁回忆起当年生活的艰难。 “那时候,我老是埋怨父亲,老爸呀!你倒不如是个吃喝嫖赌的人,要是在解放前把这几十亩地败光 了,家里就不会定成地主,我们也不会遭这么多罪了。我老爸说,我只知道老老实实种地,哪想到会有那么多事情。” 日子在惊恐不安中,熬到了1972年。吴孝忠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他在海外的亲戚为他办妥了出国的手续。29岁的吴孝忠从此告别故土,远走高飞。 说来有意思,在印尼的华侨,喜欢用以下称呼对新中国成立后移民海外的“新客”华人进行论资排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刚解放时出去的叫“解放军”;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出去的叫“红卫兵”;再以后出去的就一律统称为“红小兵”。 按上述说法,1973年 由香港来印尼三宝垄创业打拼的吴孝忠便顺理成章有了“红卫兵”的辈份。他不由对我感叹道:“我在家乡被‘红卫兵’欺侮得半死,到这里反到被老华侨叫做‘红卫兵’,小丁你看,人这一辈子有多奇怪! 今天聚会,孝忠向大家透露,自己9月底要回国一趟,因为他去年捐资60多万元人民币为家乡后垄村建造的一座影剧院已经落成,乡亲们正等着他今年国庆节回去剪彩开演。 最后到场的是平生口无遮拦、敢于仗义执言的一门侨界“大 炮”——三宝垄福清同乡会刚刚卸任的主席许孙雄先生 许先生住在一座离市区较远、名叫普吉沙丽的山上,两座山头,南北长三公里,东西宽四公里,是许先生1972年买下的。30多年过去,在其苦心经营下,普吉沙丽由一座长满杂草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三宝垄屈指可数的高档往宅区之一。几百幢造型各异的别墅洋房,住的大多是富裕华侨和当地军警政界的官人。 他常说,此生无憾,关键在于抓住了三个机遇:一是娶了一位通情达理、有旺夫运的好太太——端庄贤慧的何希明女士(我不止一次听他念叨: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多少年来我一直睁大眼睛找太太身上的缺点,可是奇怪呀!到现在也不能够找到)! 二是当年独具慧眼,以每平米一盒烟钱的价格买下了两个山头(早已升值了几百倍);三是结识了印尼头号大佬林绍良先生,并成为他的一员爱将和地产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这位许孙雄先生,既头角峥嵘、敢说敢干、嫉恶如仇、性烈如火,又慈悲为怀、心软多情、扶贫济困、热衷公益,其复杂个性及传奇故事,已多有报导,在此亦不再详 述。反正他一到场,必妙趣横生,不是眉飞色舞,便是慷慨激昂,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也确实能写文章,常在报刊发表大作),“百灵家厅”午 餐会的气氛就顿时活跃起来。 且听他今日高论: “哎、哎、哎,一个人活在世上,拼命赚钱干什么?良田千顷,不过吃一碗饭;大厦万间,也只睡半张床。有钱人,钱不拿出来做公益,我说呀!就好像一直吃,不拉出来,怎么样?身上会有毒嘎!” “我儿子结婚,等明年生了小孩子,我当祖父,现在就提前把名字取好了。生个男孩子,就叫许学校,生女孩子,就叫许学习——学校、学习,多么好!” 有人忍不住笑起来,说:“你取这名字,儿子会同意?太土气啦!”许先生呷一口黑啤酒,歪着头,摆出要抬扛的架式:“哪里土?学校、学习做名字还会土!我搞公益就爱办教育,不是很有纪念意义?” 饭吃得差不多了,菜还剩了不少,咖哩鸡、海蟹之类大菜,都吃不动了。 这时候,一位今天没到场的著名侨领——何隆朝先生,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何隆朝身材高大,口才好,风度翩翩。如今虽年逾古稀,依然衣着笔挺,举手投足,俨然外交家风范,所以,海内外福清人,只要与之相熟,皆尊称其为“大使”。 我曾在几次公众聚会的场合有幸见过这位“大使”先生,果然是神采奕奕,气势不凡。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何隆朝就做过三宝垄市中华总会的主席。1955年周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当时年仅27岁的隆朝奉印尼中华总会之命,担任了中方与印尼宪兵团之间的联络官,为中国代表团安全保卫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经周总理亲自邀请回国观光,还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后因印尼政局巨变,华总被迫关闭,凡是做过侨总主席的侨领非捕即杀,或纷纷潜逃,亡命他乡,但何隆朝却奇迹般地躲过一劫,并且与历届印尼及中国高官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故始终在当地侨界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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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百灵家厅”的午餐会,印尼三宝垄几位福清人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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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文故事的故事: 话说那年6月,我的印尼老友许孙雄先生娶儿媳妇,我应邀前往喝喜酒。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第一次耳闻目睹了一部分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因职业习惯,回来后不久,我写了这篇散文式的报道。 许孙雄先生看到了,便寄给印尼中文报纸《国际日报》,在其华社新闻版连载三天,一时间也在三宝垄华人中引起了一点小轰动,以至于后来有好几位也是三宝垄福清籍华侨老先生对我颇有些意见:  “我们也是百灵家厅午餐会的常客,对家乡贡献不比他们少,为什么只写他们不写我们?!” 我只好解释说:“对不起,我参加的那几次刚好没遇到诸位,现在才认识,以后再写吧。” 再后来,这几位老先生也和我成了挺知心的朋友,可是由于我写稿写伤了,答应他们的文章至今还未动笔,唉!以后再补吧!  我年轻时被单位推荐学过一点科班训练的文艺创作,又曾当记者多年,写的稿子最少也有上千篇了,可是真正好的稿子并没有几篇。这篇写得比较顺手,我个人觉得此文风格不那么浮躁,平和之中也就少了些世俗功利的“火气”。我才能平平,20年写稿甚少佳作,不管别人认为怎样,《“百灵家厅”的午餐会》却是我自己喜欢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这是一家广东人开的饭店。两层楼,楼下一间大厅,长方型,200平米左右,摆了十几张圆桌。二楼大概是员工住的,未见有客人上去。饭店位于三宝垄一条朴实无华的街上——百灵家厅路(JI.Prnggading)57号,因此得名“百灵家厅酒家”。  三宝垄是个美丽的港口城市,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省会。市内罕见高层建筑,多为一两层、独门小院的别墅,红色屋顶,淡黄或乳白的砖墙,有几分欧式风格。街道大多不甚繁华,安静而祥和,很像是放大了几十倍的厦门的鼓浪屿。生性散淡、有钱有闲的人若居住在此,那就太合适不过了。 那家“百灵家厅”菜馆建于什么时候,我没细问,看样子似乎有四五十年历史。印尼的酒家不像国内,稍大一点就设包厢,这里的饭店不管多么高档,极少有单间。印尼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居多,不喝酒。如客人需要,也供应一两种印尼产的啤酒,售价要比国内贵两三倍,华人和非回教徒的印尼人偶尔会喝一点,也就是一杯两杯,哪像咱国内的哥们,一个人整上十瓶八瓶都跟玩儿似的! 这里的华人吃饭时,大多人手一杯红茶,或甜或淡,或冰或热,用吸管吸,静悄悄的,绝对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热闹非凡地敬酒劝酒,饭店也就无需开设避免相互打扰的包厢。所以,去用餐的顾客,无论贫富,不分贵贱,一律在大堂吃喝。“百灵家厅”虽是华人开的,入乡随俗也不例外。 大约二十几年前,这个酒家开始交了好运。三宝垄福清同乡会的一群头面人物,差不多每天中午固定在这里餐饮聚会,轮流买单,出手大方,并相继委托酒家老板替他们承办儿女婚宴。每当那时,必亲朋满座,宾客如云,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几十上百桌价格不菲的筵席是一定要准备的,当然都是在 临时租用的博物馆之类的大礼堂里进行。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这一群融籍(福清简称:融)华侨作为该酒家最忠实的顾客,硬是把“百灵家厅”老板吃发了。 中午12点一过,这群三宝垄的“福清哥”就会坐车直奔这儿。他们固定坐在大厅最里面的柜台旁边,人多开两桌,人少开一桌,每每谈古论今,说三道四,一顿饭起码要吃两三个钟头。 两个月前,当地侨领许孙雄先生(已故)的大公子结婚,我应邀前往祝贺,在三宝垄小住半月,因此临时成为这午餐会上的一员。 现在,“百灵家厅”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声音,那位在门外指挥车辆停靠的印度尼西亚老头又乐颠颠地站起来,客人们陆续到了。 头一个进来的通常是何传秋先生  他是福清江镜前华人,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副主席,印尼克玛贸易公司和伟业五金制造厂等几家企业的董事长。传秋工作的地方离“百灵家厅”最近,他的铁店货仓和公司写字楼就在四五百米外的一个十字路口,主要经营各种钢筋铁管,店面位置很好,买卖兴隆,院子里不时有满载货物的卡车开进开出。 传秋一出公司大门,抬腿便可来到这家菜馆,因此他不仅热心扮演“午餐会”召集人的角色,买单请客也总是最积极主动,经常是别人刚掏出钱包来,他已经把账结过了。 何传秋先生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茂盛,脸膛方正,目光炯炯,举止干练。刚见传秋时,我总觉得有些面熟,他的样子和做派,很像大家以前经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个人,谁?——我国的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他好像长得比钱其琛更标致些,呵呵!这当然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物。 传秋不多说话,一开口就有板有眼,让人觉得不能忽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福清一中高中毕业南洋来印尼的,最初在泗水,后到三宝垄,在这里娶了一位美丽温柔的福清籍侨生姑娘陈秀珍,成家立业,家庭幸福。 2013年10月,何传秋与太太陈秀珍在三宝垄举办金婚庆典,国内外一千多位亲朋好友赶来祝贺,盛况空前。夫妇俩当场向三宝垄印尼中华联合总会和三宝垄福清公会各捐献两亿印尼盾,同时也向陈秀珍主管的三宝垄福清公会妇女部捐献一亿盾,共捐资五亿盾(当时约合人民币30万左右)巨款用于支持华社福利公益事业。 传秋年轻时曾经在印尼华人首富——著名福清籍侨领林绍良先生的银行做过练习生,很受林老板的赏识,并在创办公司时得到过绍良先生的大力帮助。所以绍良先生开玩笑说:其它福清人怎样叫我没关系,但传秋一定要叫我老板。  传秋为人稳重,不事张扬,非常注意分寸,公众场合总是面带微笑,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既为林绍良先生所器重,他在三宝垄和福清人中自然就很有份量。 此人足智多谋,处世虽低调,结交的社会关系却很过硬。其公司办公室里挂着几张照片,都是他与印尼高官名流的合影。其中有两人在印尼可谓家喻户晓—— 一位是该国三军总司令维多多海军上将,另一位则是印尼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女士。 维多多早年在三宝垄当海军将领的时候就与传秋相熟,彼此也算是老朋友了。那么,他是怎样结识梅加瓦蒂总统的呢?原来,传秋在印度尼西亚有个肝胆兄弟叫王命卿,也是福清华侨,王先生公关活动能量相当大,曾与福清另一位侨领林文光一起跟随梅加瓦蒂总统来中国访问过。这位王命卿先生成了梅加瓦蒂总统府里的座上客,当然不会忘记向总统推荐介绍自己的几位同乡好友。于是,传秋便和王命卿一同到梅加瓦蒂的家里拜会了这位女总统。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传秋对梅加瓦蒂的印象就比较好。2004年印度尼西亚大选,三宝垄的很多华人都支持将军出身的苏西洛,认为梅加瓦蒂乃女流之辈,少魄力,又不大懂经济,盼望仪表堂堂、清正廉洁的苏西洛能够取代梅加瓦蒂,从而一改印度尼西亚国运衰败之颓势。传秋却力挺梅加瓦蒂,主张华人投票给她。  他当时的理由是:“我们在印尼生活最怕什么?当然是怕政府排华,对华人来说,平平安安比什么都更重要。苏西洛对华人态度怎样,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可是梅加瓦蒂当了三年总统,对华人一直很友善,这是时间已经证明了的,让她再做一届总统有什么不好呢!” (此处补记:后来,梅加瓦蒂还是败给了苏西洛,闷闷不乐地下台了。 再后来,我又去印尼,到三宝垄再次拜访传秋时问他:“对当今总统苏西洛感觉好吗?”传伙哈哈一笑:“差不多啦!他对华人还不错。”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听说苏西洛本人不贫污,可是他也不敢抓大贪官嘛!印尼经济也没有比梅加执政好多少呀。”) 传秋聪明正直,又非常宽厚,尤为善解人意,在三宝垄福清乡亲中有“智多星”的美誉,也有人给他起了个雅号:江南才子。 多年来,福清但凡有人到三宝垄探亲访友,何传秋先生总会出面接待一番,临走时奉送礼品盘缠,慷慨热情,以表心意。此外,在襄助家乡公益方面,他也不甘落后,修村路、盖戏院、建小学,甚至连村委会的桌椅板凳也是他出钱买的,捐资出力的事情真是做了不少,从中显示其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2007年,传秋的另一位同乡好友突然病故,这位好友生前因为生意周转向传秋借了不少钱。惊悉好友突然去世,传秋悲痛之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保险柜,把老朋友所有的借款欠条悄悄烧掉,将其的债务一笔勾销。他不愿让老友的孩子知道父亲欠了人家的钱,心里有负担。 而后,传秋又跑前跑后,全力以赴,帮忙死者家属为老朋友操办了一场风光隆重的葬礼,直至老友入土为安。我当时也在治丧现场目睹整个过程,不禁暗自感叹: 英雄几见称夫子; 豪杰如斯乃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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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我学印尼话冏事一箩筐|说说印尼语的几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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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和国内一位发小老哥们语音闲聊,两个人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经济,从同学到同事,海阔天空情真意切,说了一大通才华横溢的废话。 发小突然问我:“你丫在印尼这么多年,会说印尼话吗?” 我顿时语塞,迟疑着支支吾吾回答:“嗯——这个嘛!当然,多少会一点吧。” 发小追问:“一点是多少呢?记得你小时候在咱班英语特差,好像26个字母都写不全,天天让我帮你写英语作业。所以一直担心你丫在国外是怎么过语言关的。” 发小这厮当年上初中,因为暗恋年轻的女英语老师,发奋勤学苦练,获女老师青睐当过几天英语课代表,至今还为之自豪。 我咬咬牙,壮着胆子回呛道:“你丫也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吧!咱哥们虽然笨,如今好歹也学了七八百个印尼语单词吧,一般交流基本没问题。” 发小一声轻笑,“呵呵,嘿嘿!”然后便颇为内行做出判断:“任何一门外语,至少要掌握一万以上单词,才能熟练交谈。你丫那点单词量,只是简单日常用语,勉强应付衣食住行,诸如泡妞之类的深入沟通,肯定没戏。” 丁叔叔一听,立马折服:“哎呀!你小子没白当咱班英语课代表,连马来语系印尼文的规律都触类旁通。说实话,哥们的印尼话也就你分析的这个水平。其实到了咱们这把年纪,能简单交流已万事大吉,其他的什么东东哪敢奢望!哈哈……” 言归正传,下面就坦白交代,我学印尼话的一箩筐冏事和笑话。 按照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印尼语是一种被规范后的马来语(Malay language)。在规范化以前,马来语已经在印尼群岛以通用语的身份流通了数世纪。受1928年的Sumpah Pemuda(青年誓言)影响,印尼独立时定印尼语为官方语言。尽管印尼语与马来西亚官方语言马来西亚语(Bahasa Malaysia)非常类似,然而前者在发音及词汇上受荷兰语影响,所以与马来语还是有些差异。印尼的人口中仅有7%以印尼语当作母语(主要在雅加达附近),但其使用人口却超过二亿人,通用于全国,当然他们印尼语的流利程度也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拥有超过300个地区语言的国家来说,印尼语是联系印尼不同地区的重要沟通工具,主要用于印尼商业、行政、各级教育以及各大众传播媒体上。 因为天生缺乏学外语的才能,所以丁叔叔一向对那些有语言天赋的人特别佩服。事实上,我认识的朋友当中,确实有不少这样轻而易举,就能掌握外语窍门的奇才。 比如有一位同乡王东风先生,原本在福清一所中学教语文。来印尼之前从未接触过印尼语,他老弟随便到书店买了一盘《印尼语会话三百句》磁带,在录音机上听了个把月,到雅加达一下飞机,便叽里咕噜,直接用印尼语和海关移民厅那些人对话,很顺利就过了关。 来了不到两个月,就能操一口娴熟的印尼话,在这异国他乡开店做生意,每天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全无障碍。这位东风老弟曾经告诉我,学印尼话你不要一个单词一个单词死记硬背,那是最笨的方法。你要整段会话一起学,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话虽这样说,但是像丁叔叔这类一看拉丁字母就晕头转向的极端“菜鸟”,学单词老是记不住读音,更遑论整段会话一举通吃! 初来乍到,急学先用,只好用中文标注的笨办法得过且过。比如:我是“杀鸭”(Saya);你是“嘎母”(kamu);他是“抵鸭”(Dia);吃是“马甘”(Makan);喝是“米努”(Minum)……等等。 相信很多人出国都有此经历,甚至连丁叔叔的一位“高大上”的新闻界同行——中国央视驻印尼大牌记者贾建京,当初来印尼也是如法炮制。不过这位贾兄比一般人厉害,他发明的“联想式中文注音”学习法堪称一绝。 犹记得老贾写过一篇《三条裤子学印尼话》的文章,拜读令人忍俊不住。 那么,他说的是哪三条裤子呢? 原来,分别是读音为巴古斯(BAGUS )印尼话:好;朋古斯(BUNGKUS)印尼话打包,以及提古斯(TIKUS)印尼话:老鼠。老贾把上述三个单词,用联想式中文一标注,便成了——扒裤子、绷裤子和提裤子。 嗯,没错,就是三条裤子!一下子就把这三个单词记结实了。 除此之外,老贾的联想还包括:把刀切(POTONG)记成“暴动”——言下之意,你要暴动不就得拿着刀吗!把厨房(DAPUR)记成“搭布儿”——厨房肯定有搭抹布的地方啊!最绝的是,他把印尼话娘满(Nyaman)舒服的意思,标注成娘们儿——没娘们你舒服个什么劲呢?哈哈,这联想确实够丰富的! 可怜丁叔叔没老贾的本事,只会老老实实用中文谐音字标注印尼话,时间稍长,很快发现我标注的读音既不准确,还容易把前后顺序记颠倒了,难免洋相百出,闹出种种笑话。 话说有一次,老丁外出办事。印尼天热,跑的口干舌燥,忽见路旁有个卖椰子的摊贩。丁叔大喜,上前施礼,用半生不熟的印尼话对那印尼老汉大声说道:“巴,沙亚猫乌伯力嘎目葛巴拉玻拉巴?”(先生,我要买你的椰子多少钱?Pak, berapa yang mau saya beli kelapa anda?) 不料,那印尼老汉忽地站起身来,手提砍刀,面露愠色,侧目而视。 洒家骇然,不由纳闷,便小声把刚才的问话重复一遍,心想,这卖椰子的老头莫非还兼职做拦路的好汉,难道光天化日之下,要打劫洒家不成? 就在此时,老头好像明白了什么,竟然笑起来,他手指地上的椰子对我说:“衣尼葛拉巴,不甘葛巴拉。(这是椰子,不是脑袋)”然后又指着自己的头告诉我:“衣尼——葛巴拉!(这是脑袋)”。 我恍然大悟,原来印尼话椰子叫葛拉巴,而葛巴拉是头的意思。我刚才记颠倒了,要卖老汉颈上人头,难怪人家听了不爽。 丁叔叔住的小区有个印尼台商,也犯过同样毛病。他老兄知道印尼是宗教国家,男女老少说话时经常把上帝挂在嘴边。印尼话上帝的读音是“都罕”(Tuhan),结果这个台湾商人记成了“罕都”(Hantu ),和印尼人打交道时嘴里也不停地唠叨“罕都、罕都”。弄到印尼人看他就像看到鬼一样,目光里露出难言的惊恐。后来该老兄才知道,原来他给人家念叨的罕都,是印尼话魔鬼的意思,被他这么不小心稍微颠倒一下,竟然变成了上帝和人类都痛恨的敌人。 还有一次,这台湾人和一群印尼女士聊天,他说自己血压高,然后问她们血压高不高? 印尼话血压高的中文读音是“德甘那搭拉丁宜”(Tekanan darah tinggi),结果台湾人说完,逗的那帮印尼老娘们狂笑不止。台湾人莫名其妙,一旁的华人朋友揭开谜底:“印尼话的血压读音是——搭拉(Darah),可是你读音不准,把搭拉读成了搭搭(Dada),中间少了个r字,这是印尼话胸部的意思,听起来差不多,但含义却完全不同,变成了你问这些女人胸部高不高?她们怎么回答,只好哈哈大笑。” 因为读音不准闹误会的事儿,丁叔叔在印尼也没少遇到。 有一次我去万隆,在火车上问一个当地小伙,你结婚了吗?那小伙听了一脸尴尬:“密斯特,杀鸭马西姆塔(先生,我还年轻)!”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印尼话“结婚”(Nikah)的中文读音“尼嘎”,被我不小心读成了“宁嘎”,结果意思就变成了你死了吗? 哇嘟,惭愧啊惭愧!诸如此类,因语言问题让印尼人“德勒心攻”(TERSINGGUNG——敏感误会得罪记恨的意思)的冏事不要太多,不再一 一例举。 还有一些印尼语单词,用中文谐音标注,也能从字面上产生令人意会的喜剧效果。比如,人这个词,印尼话是Orang,读作“奥朗”,富人就是“奥朗嘎亚”(O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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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印尼留台侨生那些事,一个校友会和它的女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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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留学台湾的华人超过19万,历年毕业的侨生和相继成立的各地留台校友会,不仅是民间交流的尖兵,更是区域繁荣的推手。在这个精英荟萃的群体里,她从地区到国家,直至世界留台总会,一步一个台阶,担纲掌舵,成为唯一做过三级会长的女性领导人。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说说印尼留台校友会和它的前任女掌门,有兴趣的读者可从中了解一下华社这个较为神秘群体。 从一场别开生面的海上party说起 2015年12月28日,星期六。 这是印尼雨季中晴朗的一天。 下午五点过后,雅加达北部滨海地区著名的安卒寻梦园(Taman Impian Jaya Ancol),那轮缓缓降落的夕阳,正慢慢靠近海平线。 这个时候的太阳不再像白天那样炽烈,颜色偏向暖黄,光照在粼粼海面上,被拉得老长——附近那成片的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各类餐厅、海上运动中心、艺术市集(Pasar Seni)、海洋世界水族馆等层层叠叠的建筑,此刻只留下一个个朦胧的剪影,而海面上的艘艘船只,是这个画面上最美丽的点缀。 游人沉醉的时刻,在那座长长的的游艇码头,突然响起了阵阵欢声笑语——印尼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今晚将要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海上派对(party),以此完成总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并向劳苦功高,光荣卸任的会长致敬。 来自全印尼十个地区分会的上百位校友代表,统一身穿白领红色体恤的会服,正满怀期待,纷至沓来。 凉爽的海风轻轻拂面,大家齐聚在码头上留下留念性的合照,便愉快地依次走过连结码头与船体间的栈桥,登上一艘乳白色的大型游艇,准备参加印尼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第七届总会长改选的迎新送旧晚宴。 游艇缓缓开动,陆地渐渐远离。 夜幕四合,静静的爪哇海起伏着深褐色的细浪。 舷边的灯亮了,映照在海面上,现出一片晶莹,如软玉流泻翻卷。岸边巍峨的建筑物,以及公路上飞驰的车辆,处处是炽亮的灯光。各种光柱交相辉,行进的游艇仿佛一只通体透明的巨大鱼龙。 海浪轻涌,船体微微摇晃,校友们逸兴遄飞,纷纷把酒言欢。有人触景生情,不禁回想起印尼留台侨生的的过往。 说起来,印尼华裔学生去台湾就读大学的历史相当悠久。 19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为防止东南亚赤化,积极鼓励东南亚华人来台求学;1947年,政府也颁布侨生回国政策,以加分、申请保送与设立侨大先修班等方式,吸引侨生。 当年印尼学生来台湾念大学,也与印尼的排华氛围有关。早年,移民自中国大陆福建、广东的印尼华人为维护文化传统,设校兴学,1900年于印尼雅加达成立第一所华校中华会馆,五十多年后,全印尼小、中学华校数量达到一千多所,学生将近40万人。 蓬勃旺盛的华教热,一度引起印尼政府担心危及本地文化,从而开始限缩华校数量。 1965年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上任后,也因忧心大陆共产党势力渗透,勒令关闭全国华校,禁说中文。不少华人家庭私下请来中文家教授课,升学管道受限的华裔学生只能前往美国、澳洲与台湾等地留学。 而曾几何时,完好保持了中华传统的台湾,更成为那些渴望继承祖先文化,学习掌握现代科技本领的印尼侨生的首选之地。 从那时到现在,一批又一批印尼侨生负笈宝岛,年轻的他们徜徉于台湾各个大专院校的校园与课堂,青葱花季,点点滴滴,留下许多酸甜苦辣的留学回忆。 70年代初,留学台湾的海外华侨学生与当地民众高举蒋介石画像参加国民党游行庆祝集会。 自1999年印尼实行民主改革之后,历届政府逐步取消了对华人的不公平政策,印尼留台学生更有逐年大幅度的增长。 2011年,印尼与台湾签署高等教育合作备忘录后,为双方教育交流开启了新的一页。 据2014年2月台湾《光华杂志》报导:2012年,在台的印尼学生,包括短期交流者,总数有3,223人,仅次于马来西亚、越南、日本,排行第4,成长幅度达10%;其中包括一千多名侨生和一千多名外籍生,来台修读学位。 另据台湾“新南向人才培育计划网站”最新统计:截至2019年,印尼来台各类留学总人数,已从2014年的3559人,增长到13907人。包含学位生(正式修读学位的外国生)及非学位生(交换生、短期研习及个人选读、华语生、海青班)。 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届毕业的近二十万侨生,今天已成为各国华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是国家与地区民间交流的尖兵,更是区域繁荣的推手。 这其中,亦包括数万名来自印尼的留台校友,学成归来,成为华社的知识精英,在个人创业与国家发展经济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他们在各地相继成立留台校友会,共同的教育背景把大家召唤聚集在一起。广大留台校友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积极作为,投身于社团公益及福利事业,协助台商在各地发展。这个群英荟萃的团体,以善意和友谊来争取合作,以勤奋和努力来消除歧视,以奉献与关心来帮助弱势族群,以持之以恒的具体行动,赢得了当地政府的肯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有关印尼留台校友会的成立发展,多年担任总会秘书长的沈清平先生做过如下概述:这是一个曾经留学台湾印尼侨生的综合性社团组织,其目的在于促进更多的印尼籍民到台湾升学,这是因为台湾有优良的教育体系,安全的社会环境,认真的求学和工作精神以及乐意助人的台湾人。如今印尼在大中华发展的快车上,需要更多会中文的国民来扮演沟通桥梁,到台湾升学回来后,便自然而然成为这个桥梁的重要基石。最在1969年,留台校友会于已经初具雏形,但是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发展壮大,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桎梏才得以解除。在印尼改革开放之后,当所有对中华文化的限制被取消后,留台校友们已无后顾之忧,而重新拾取在台湾留学时的美好记忆与友情的联系变成一股动力,对校友会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就这样留台校友会开始壮大起来。到2015年底,印尼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属下已经有19个分会。 自华社复苏,上千万印尼华族如小草遇春风,久旱逢甘霖,分别以姓氏宗亲、地域同乡、商业同道,乃至同学校友、文体娱乐等各种形式的社团,或老树新枝会务重启,或另行组建全新开张,仿佛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可谓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仅首都雅加达的华社,大大小小,就有四五百家之多。 平心而论,本文所说的这个印尼留台校友总会,作为该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全国性社团之一,虽然规模与人数并不象某些兄弟华社那么庞大,但却是清一色由留台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组成,其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毫无疑问一枝独秀,或可称为独占鳌头。 得益于留台校友会的整体素质之高,社会责任感之强,不管从哪个方面衡量,它都堪称为印尼华社具有代表性的一张“王牌”。 而该组织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并在其社团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篇章的卓越领导人,则是一位秀外慧中而又爽朗大气的女性。 她的中文大名:叶秀娟。印尼文名字:丽妮·莱斯塔莉(Rini Lestari)。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坦白讲,对于这个时代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在业界和社会上看似风头甚健、能量很大的女性,一向以来,我多少有些不以为然。 可能囿于有限的生活圈子和工作阅历,我曾经片面地认为,虽然世间有那么多令人神往的词句都是因女性而产生的,诸如:以闭月羞花形容的美貌,用柔情似水描述的温婉;还有善良、聪慧、娇媚、优雅、情爱等等,不胜枚举。 但是,因为天生缺乏理性和心胸狭窄之故,大多数女性都难以摆脱诸如浅薄、虚荣、任性、小器、嫉妒心强等负面特征,让人不可理喻(男人当然也有许多自身性别所特有的毛病)。而越是所谓成功女士,上述特征恐怕愈加突出。尽管我也知道,古今中外都不乏属于女中豪杰和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物,但那毕竟是历史记录和媒体渲染的,离我们很远,可望而不可及。 不了解叶秀娟,我就不知道自己关于女性的评价,其实是一种肤浅的偏见。 若干年前,当我来到雅加达接触华社,并每天拜读印尼中文报纸之后,便不止一次看到有关叶秀娟和她领导的留台校友会的报导。 这位印尼华人社团罕见的女掌门,最早参与社团组织,是从2002年担任雅加达留台校友会的财政长开始的。当时的会长是元老级留台校友温华征先生(Ale Sugiarto)。 温华征先生乃印尼企业界知名人物。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华文教育,高中毕业赴台湾国立大学经济系就读。走出校门后自主创业开设Antatour旅游公司担任总裁。1987年,温华征在巴厘岛兴建Ramada Bintang 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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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见:印华文坛忆旧,因六首毛主席诗词关停的一本著名刊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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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后,葬礼与婚礼同时举办——黄裕荣的故事 1983年1月6日下午6时,雅加达一家医院的抢救室里,一位中年人的病情恶化,经过一番挣扎,停止呼吸,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47岁。 死者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当年在“翡翠文化基金会”兼职的骨干编辑,被誉为印华文坛保尔·柯察金的黄裕荣先生。 黄裕荣原籍广东梅县,祖辈即赴印尼谋生。父亲曾回国读书, 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黄裕荣1936年生于广州, 1950年随父母返印尼定居。 黄裕荣生而不幸。他刚满周岁, 就患上了脊骨结核, 无情的二战烽火, 又使他中断了重要的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脊柱逐渐弯曲成了驼背。压迫了胸部的正常发育, 进而压迫到下肢神经, 行走困难。到印尼后, 入院手术治疗, 却因医生疏忽大意, 在手术中割断了他的神经, 造成他胸部以下完全瘫痪, 以后又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和肾病, 缠绵病榻近30 年。 就是这样一位只有头颅加双臂双手正常、长年困顿病床, 并且一次又一次从死神的魔爪下挣脱出来的人. 却总是带着微笑,乐观开朗地生活着。他认为既然人生在世, 就不能白来一场, 要活得充实, 活得有意义,就必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人类的人。 于是, 他拿起了笔, 选择了文学这条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他要用自己的作品, 给人启迪和鼓舞。 他说: “我总想要尽我的力量写出一些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作品, 哪怕是一点点, 我也会为此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了。” 黄裕荣走上文学道路, 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病魔作祟, 他只断断续续上完了小学五年级。这点文化底子, 对一个立志于写作的人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他在病床上拿起书本, 艰难地刻苦自学。他身体畸形, 不能趴, 也不能平躺, 只能侧着身子歪在床上读书写字, 有时喘病发作, 侧姿也不能采用,只好用手将残废的双足盘交起来坐在床上, 但又不能坐久。 他躺也不是, 坐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