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梁英明

说印尼

梁英明:巴中,我永远怀念的母校(下)

admin
日本占领梭罗后不久,听说逮捕了一些华侨抗日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曾担任荷印军队军官的华人。我后来从老一辈人得知,梭罗有七名华人被捕入狱,他们是李赞冉、冯启明、李云程、吴家咸、魏松德、郭财源和曾永谋。其中,李赞冉先生是梭罗客属公会主席,也是在梭罗的中国国民党和抗日赈济会的主要领导人,他被捕后曾监禁在西爪哇的西冷(Serang)和芝马圩(Cimahi)集中营内,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其余被捕的六人分别为战前中国国民党在梭罗的领导人以及荷印军成员。我父亲和李清波(玉融公会主席)均曾担任梭罗赈济会成员。父亲曾被日军当局传召审问,并遭日本军官掌掴,但幸未被捕入狱,算是逃过一劫。日军对华侨的残暴统治,使我在小小的年纪便开始萌生民族自强的意识。 日军占领期间,华侨兴办的华文中学一律被取缔,我就读的梭罗中华学校只有小学,因此获准继续教学,条件是不得开设英文课程,而要改为日文课。学校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上端,要加一条黄布条,记得上面写有“和平建国”四个汉字,以表明学校归属南京的汪伪政权,而不是归属重庆的中华民国政权。 当时我还在读四年级下学期,本来已经学了将近两年的英文,这时也要改学日文了。学校里的老师原来都不懂日文,日文课的老师都是事先经过日本人短期培训,他们学会几个单词,就来教学生,现学现卖,水平当然很差。加上学生对学日文有抵触情绪,也不愿意学,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不过,国文、数学、自然、体育等课程的老师还是很认真教学的。 最令人难忘的事是我们每周一早上的周会。星期一上课前,全校师生都要在操场上集合,面向日本东京的方向,首先一起唱日本国歌。我们也不懂得歌词是什么意思,只是跟着日语发音唱。唱完日本国歌以后,我们还要一起用日语高喊:“天皇陛下万岁”。日语“万岁”的发音是bansai,与闽南话“放屎”(pangsai)的发音很相近。于是,我们在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就故意放大声喊:“Tenoheika pangsai!”(天皇陛下放屎!)喊完以后,同学们都偷偷发笑。校长和老师可能听出来了,但当时既没有日本人在场,也没有录音可查,这样的事自然没有人追究。 神秘的“杨老师” 日军南侵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各地华侨社会中建立了秘密的抗日组织。我当时年纪小,自然不了解详情,只是后来从父辈口中得知一二。因为日本占领当局封闭了所有的华文中学,我在1944年6月小学毕业后就被迫辍学了。一天,父亲让我此后去一位“杨老师”家里补习国文。从此,我每星期去上两个下午的课,每次两个小时左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这位“杨老师”是一位中年人,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壮实,皮肤白皙细嫩,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当地华侨。“杨老师”不会说印度尼西亚语,也不会说爪哇方言,他的夫人是一位土生华人,穿着纱笼。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说汉语,因为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话,只是点头微笑,也不过问我上课的事。 “杨老师”似乎没有其他职业,他的学生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生活来源,只见他家院子里养着很多母鸡,可能是靠卖鸡蛋为生吧。我从未向他交学费,也不知道父亲给他多少报酬。 “杨老师”的国语说得很纯正,显然不是福建或广东人。他只教我读古文,教材就是一本《古文观止》。他对文章内容只作简要的讲解,然后要我背诵。我能熟练背诵他教过的一篇文章后,才教我学下一篇文章。我记得他要我背诵的第一篇文章是韩愈的《师说》,接着学的是《邹忌讽齐王纳谏》《宋玉对楚王问》《报任安书》《滕王阁序》《陈情表》《诸葛亮前出师表》《谏太宗十思疏》《卖柑者言》《捕蛇者说》《陋室铭》等等,一共学了30多篇,每篇都要我能熟练背诵,才算及格。 “杨老师”从不跟我谈时事,更不谈有关抗日的事,只讲解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最后几个月时间,却教我做社会调查的方法,如怎样设计调查问卷,以及如何分析调查数据,等等。当然,我实际上没有机会去做任何社会调查工作。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后来回想起这些事,才对这位“杨老师”的来历产生好奇之心。无论如何,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文老师。不过,他确实让我打下了国文的基础。 我家里有一部飞利浦收音机,但日本占领时期,当局曾将所有收音机的短波封死,禁止人们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我已想不起从哪里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到1945年8月底,父亲告诉我,以后不用再去“杨老师”那里补习了。我也从此跟他失去了联系。 父亲没有告诉我停止补习是什么原因,只是不久以后,听说“杨老师”已经离开印度尼西亚,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这时,我已经年满14岁,稍微懂得一点事,才从大人们谈话中听到有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抗日组织的事。我想,“杨老师”显然是化名,他或许就是中国国民党抗日秘密组织的成员。他能隐蔽在梭罗,当然得到梭罗一些华侨的帮助和庇护。他到底姓甚名谁,父亲没有对我说过,我当时也没有追问。多少年之后,我才开始寻找他,但至今不知道他的身世和下落。 我希望他当年在梭罗的时候,真是为抗日斗争做了有益的工作。 (未完,下期再续) 作者:梁英明...
说印尼

梁英明:巴中,我永远怀念的母校(中)

admin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从接触羽毛球以后,就迷上这项运动,乒乓球就打得少了。学校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我必到学校打羽毛球。一起打球的小伙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羽毛球运动奠基人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他们和我年龄相仿,但当时已掌握很好的球技,而我则是新手。因此,我总是打不过他们。然而不久以后,我们三个人的技术可以说已是不相上下了。正好我和陈福寿的家相距不远。我们打听到在我家附近一家华侨开设的“胜利商店”(TokoMenang)里,有几位青年店员常在星期天到商店后面的梭罗河畔打羽毛球,于是我们就加入他们的队伍。每个星期日早晨我起床后,自己吃两块点心,就在门口等陈福寿过来,然后一起去打球。在那些打球的成年人当中,有一位叫许硕文的球技最好。我们都叫他“硕文哥”。这位硕文哥不但技术好,还热心教我们这两个小孩子打球。硕文哥的球技灵活多变,尤其善于运用假动作,让对手防不胜防。快速反应的“假动作”至今仍是东南亚羽毛球运动员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说,硕文哥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梭罗广肇会馆 东南亚早期的中国移民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相互帮助而成立了各种同乡会。这些同乡会给新来的乡亲们提供临时住所并介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梭罗主要的华侨社团就是四个同乡会,即客属公会、和合会馆、玉融公会和广肇会馆。其中,广肇会馆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父亲尊崇孙中山先生,信奉三民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参加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热心为同乡服务,受到大家尊重,曾长期担任广肇会馆主席,直到1962年病逝。 大约从1940年开始,父亲让我和弟弟参加广肇会馆的武术班。武术班有十来个人,大多是小学生,晚上在会馆训练。教我们武术的是林振光师傅。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林师傅是一位武术高手。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从不责骂我们,但要求很严格。我们跟林师傅学了空拳、长棍、长枪、三节棍、长凳和双刀等套路。 舞狮是广东人的习俗,因此梭罗广肇会馆也有一支醒狮队。广肇会馆的醒狮队逢年过节都要出动,到一些广东人的商铺拜年。商家会送红包作为会馆的活动费。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梭罗的华侨也以“赈济祖国难民”的名义积极筹款支援祖国抗日。此后,广肇会馆醒狮队向商家拜年的目的就是为祖国抗日战争筹款。到1941年,我已经10岁,林师傅认为我的武术学得还不错,于是从武术班中挑选我和我的表兄加入醒狮队。 我的表兄当时大约有16岁,他已经有力气舞狮头了,而我只能舞绣球。我们醒狮队的绣球不是用手拿住的,而是将绣球安装在一根木棍上,我要不断挥舞木棍,让绣球飞速滚动,引导狮子跟着绣球上下起舞。为了让舞狮活动更具有观赏性,商家往往用竹竿把红包高高挂起来,让狮子张嘴把红包吞进去。我的任务就是要高举安装绣球的木棍,把狮子引到红包面前。狮子“吃”了红包后,就向商家拜谢。三通锣鼓之后,狮子就可以离开了。当大人们清点收到的捐款时,都感到很高兴。我当时虽然还不懂得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觉得自己能为祖国的难民出一点力,心里也感到很自豪。 日军铁蹄下的生活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突袭夏威夷珍珠港后,我从大人们的谈话中,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要“南进”,梭罗恐怕不能幸免了。小小年纪,对战争的残酷不会有什么认识。我每天照常上课,只记得家里的玻璃门窗都用纸条贴成了米字形,以防遭到日军空袭时,玻璃被炸碎伤人。同时,家里所有的电灯泡都罩上了黑布,也是预防日本空军晚上轰炸时看到地面目标。但是,这样胆战心惊的生活没有过多久,日军也没有轰炸梭罗。大约因为梭罗只是一座小城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吧。 1942年2月的一天,忽然听说日本军队快打到梭罗了。大家都不知道战火会不会烧到家门口,于是纷纷逃往乡村躲避。父母亲收拾好一点细软,便带着四个孩子和我的奶奶一起逃到郊外乡村。我们没有目的地,只是以为离开城市就安全。中午,我们在乡下印尼人的小店里吃了一点东西,隐约听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不久就又逐渐恢复平静。到傍晚时分,听说日本军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开进了梭罗市区,于是父亲又带着我们随着人流回到家里。 听说梭罗的荷兰人事先已经逃离,他们的家也被当地人洗劫一空,一些人扛着漂亮的沙发、桌椅、收音机和时钟等抢来的物品在街上叫卖。我们的家在华侨商店集中的市中心,没有遭到抢劫,算是幸运。 至于早先听到的枪声,原来是日军敲打汽油桶和在汽油桶内燃放鞭炮发出的响声。这时,荷兰军队和前来支援抗日的澳大利亚士兵早已闻风而逃,印尼人也不想抵抗。结果,日本军队竟然不费一粒子弹,用几个汽油桶就轻易占领了一座城市,真是令人哀叹。 占领梭罗的日本军队似乎人数不多。他们都驻扎在离我家不太远的一座荷兰军队的旧兵营里。此后,日军也许为了提振士气,也为了吓唬市民,几乎天天早上都有大约50名持枪的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和一面白布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红字的旗帜,列队在市区跑步,边跑边用日语高喊:“一、二、三、四!”他们的皮靴踏在马路上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恐怖。这时,街上的行人都纷纷让到路边,我们自然也不敢走到街上,只能躲在门后偷偷观看。 (未完待续) 作者:梁英明...
说印尼

梁英明:巴中,我永远怀念的母校(上)

admin
1931年5月28日,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文化名城梭罗市。父母都来自广东新会。岁月匆匆,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往事历历,却又依然恍如昨日。 在那个特殊的火红年代,在美丽的椰岛之国,曾涌现一大批热血沸腾的爱国华侨青年。我不过是那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个小水滴。然而,从梭罗河畔的快乐童年,到雅加达的战斗生活,都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因为它映照出我成长的足迹。 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从印度尼西亚到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出现了左右两派分化以至对立和争斗。这正是我从少年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的过程。青年学生成为争斗的主力军,是那个时代所决定的。当年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和革命积极性,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潮流和前进方向。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重温往事,回忆走过的道路,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满腔热情,当然也已认识到自己的天真幼稚甚至某些过激思想。当然,历史既不可能抹去,时代也不会重现,我们只能在不断反思中进步。 梭罗中华学校 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华侨人数众多,历史悠久。他们大都来自广东和福建农村,未曾受过什么正规学校教育。为了让后代不至于数典忘祖,华侨的众多同乡会分别兴办了自己的私塾,用方言讲授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直到1901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建了中华会馆学校(简称中华学校),印度尼西亚华侨才拥有了第一所现代华文学校。与过去的私塾不同的是,巴达维亚八帝贯街的中华学校(简称八华学校)使用国语授课,课程内容也不限于四书五经,而是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音乐、体育等。其后,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同样的现代华文学校,而且都称为中华会馆学校 (Sekolah Tiong HoaHwee Koan)。 1904年,梭罗中华学校创立。1938年,我开始在梭罗中华学校读书。 我上学的时候,梭罗中华学校还只是一所小学,全校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共有学生约200名,教师十几名。校长是陈梗才老师。各地中华学校在20世纪初年创立时,师资都很缺乏,教师水平也不高。1907年,清朝在南京市创办一所专门招收东南亚华侨学生的学校,称为暨南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暨南学校(中学)。1928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又发展为暨南大学,仍以招收华侨学生为主。印度尼西亚一些华侨子弟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返回印尼各地中华学校担任教师。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梭罗中华学校已有好几位老师是暨南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我至今还记得的有校长陈梗才及数学老师侯长龄和英文老师林璧良等。 20年代后期开始,来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他们除在原有的中华学校任教以外,还创建了更多的华侨学校,例如梭罗华侨公学等。中华民国政府曾对海外华侨学校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指定上海开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出版专供海外华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因此,华侨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都是与中国国内的学校“接轨”的。但是,各地的中华学校比其他华侨学校似乎更加注重英文课程水平。例如,梭罗中华学校三年级就开始有英文课,用的是英国出版的教科书,称为“Royal CrownReaders”,它的内容比中国开明书局出版的英文教科书更艰深一些。 刚开始上课时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只记得一、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考试成绩最好的都是女生,男生似乎只知道玩。从三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进步,从此每个学期考试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父亲忙于店里的工作,没有时间督促我学习。只有当我在学期末把成绩单带回家来给他看的时候,他才高兴地称赞我几句。每天上学前,父亲都给我一分钱的零花钱。当时,这一分钱可以买一小卷的糖果或者一杯冰汽水。学校门口就有卖零食的小摊商。 我在中华学校无忧无虑地读到小学四年级,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梭罗时才被迫辍学。 结缘羽球 在中华学校读书期间,令我最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开始学打羽毛球。直到今天,羽毛球仍然是我喜爱和坚持的运动。 也许因为当时中华学校的学生不太多,我们的校长与学生家长之间经常有联系。记得在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陈梗才校长就曾来到我家。他对我父亲说到我的学习成绩良好,要我多参加体育运动,并建议我打羽毛球。 实际上,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当时,学校有两张乒乓球桌,还有一副单杠。我在课间休息时,就常和同学打乒乓球,或自己在单杠上玩。学校的大厅里有乒乓球桌,还有球拍和球供我们玩,而学校的操场虽有两块沙地羽毛球场地,学生打球却要自备羽毛球拍和羽毛球。因此,我此前从未打过羽毛球。 父亲听从陈校长的建议,给我三盾钱,让我自己去买一把羽毛球拍。我当然很高兴,便立即到一家华侨开设的“廉价百货商店”(Toko Obral),花两盾半[“盾”(rupiah)是荷属东印度的货币单位,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仍使用rupiah为货币名称]买了一把“邓禄普”(Dunlop)牌羽毛球拍。邓禄普是著名的英国体育用品品牌,邓禄普公司生产的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和网球拍都是当年享誉世界的名牌产品。 (未完待续) 作者:梁英明...